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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过去方针办（7）
在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国家开始用一种乐观的眼光打量自己，热情一发不能收敛。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人人相信世界将会给他们十年到十二年的和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农民将会使粮食的年产量达到五千亿公斤，而不是原来所设想的三千亿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也将达到一亿二千万担，而不是原来计划的五千六百万担，也就是说，“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92年所创的纪录为4450亿公斤；棉花在1984年为历史最高纪录，12154万担。）毛泽东把这些数字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整个权力机器也都围绕着这篇序言旋转起来。国务会议现在把半年以前北戴河会议定下的计划全部推翻，把毛泽东的序言当作了计划指标予以通过。计划的全称叫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这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核战争，就连苏联人也不能不感到紧张。美国人格外地傲慢，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美国人那点东西，不大算数。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中国要超过，这是因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跟着添油加醋，说中国人可以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计划。（《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这时候整个中国都被鼓噪起来。
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里谈论的话题还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从波兰到匈牙利的自由化，国内的学生，闹罢工的工人，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原子弹，民族隔阂，阶级斗争，双轮双铧犁，妇女是否该穿漂亮的衣服，时装舞会，旱灾，扫盲，美蒋特务，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要不要避孕……但是，最令大家亢奋不已的事情，是要将十二年的计划提前五年完成。很显然，过去几个月来，毛泽东的激情影响了他的同事们按部就班的步调，并且很快传染到全国。薄一波说他觉得整个中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就连一向冷静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欢欣异常，他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晚了”。
但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者们应该用冷水来洗洗，因为他们“头脑发热了”，尽想着“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他的意见得到国务院里他的几位助手的响应。这些人包括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经委主任薄一波。这几个人在一起召开了两个会议，专门压缩计划中的指标，时为二月，所以周把它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他还提醒他的听众“有急躁冒进现象”。刘少奇与周恩来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几天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主张把计划中的指标一压再压。甚至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陆定一将一篇社论交由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的面前，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料毛泽东却在上面写了三个字：“不看了”，就扔到一边。
机敏而细心的周恩来，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在这三个字里面所流露的不满，然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故我。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国务院也继续大刀阔斧地执行自己的方针，“小跃进”已然流产，农业的《纲要》事实上也被弃诸一边。这种势头保持了至少一年。
1956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分外重要，是因为今后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人民公社的由荣而辱，以及包产到户的由辱而荣，实际上也都是从这时开始。
今天重新回忆这一段历史，读者恐怕可以认为，党内高级领导人联合起来抑制毛泽东的独断，并不是不曾有过。1956年为第一次，亦曾有过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举一件事情就可以明白，这一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经过修改的党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泽东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曾提出共产党最高级的领导人员可以分成一线和二线，他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也即退到二线上，而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放在一线掌握实际权力。假如这样的方针能够真正实行，则中国今后的历史和毛泽东本人，一定比实际的情形要好得多。这些人都具有杰出的智力、惊人的判断时局的本领，以及更为冷静的头脑。在1956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他们或公开或私下，几乎是一致地主张用较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只是毛泽东的威望实在太高。没有毛泽东的英明，即不会有共产党今天的政权和地位。如邓小平在二十多年以后所说，“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345页。）。他们在毛泽东面前时时感觉到领袖的英明不可动摇，以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这位伟大的人物做出许多不自量力的事情来。 。。
照过去方针办（8）
但是在居江湖之远的某些奇人异士中间，却发生了敢于特立独行的事情。1956年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中间，而是由两位小人物——李云河和戴洁天发动起来，其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绵绵不绝，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话题。
李云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年仅二十四岁，他的下级戴洁天长他五岁，当日为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两个人具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务实精神，将这样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针，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年春季，这两个人到乡下去观察合作社的情况，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下地时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时的一窝蜂，形成鲜明对照。几句雅俗杂交的新谚正在农民中广泛流传，他们饶有兴味地把它带到了县委会议上：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以当日共产党对于颠覆力量的警惕之心来衡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当作敌对者的阴谋。但是李云河不能同意，他说把全部的农民都作为党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就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麻烦。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当日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人之本性。这两者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农民劳作的方式，李云河用了一个刻薄但却相当形象的比喻，说是“1007部队”。李云河所说“1007”，是指农民以一条扁担、两只粪桶和一根锄头，来完成全年的劳作。将这样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至一块土地上面去劳动，就难免造成“极为严重的窝工浪费”。至于农民内心的真正愿望，李云河的判断与毛泽东相去更远。毛认为“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李云河则说，个体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和“细致性”乃是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所在，而这种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来支撑。“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不赞成”。所以，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戴二人是期望着用“包产到户”来医治合作化运动的先天不足。
这是中国农村首次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时为1956年4月。李云河说服了他的上级允许他们实验。接着就在一个包括一千八百零一户人家和四千六百七十三亩土地的合作社里推行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也老实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空的创造。在县委会议上反复陈述这个主张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一张报纸，那是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载一文，叫作《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李云河的突发奇想正是缘于此文。当然这是党的报纸上第一次刊登主张“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三十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