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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监刘忠
矿金
银83
9543两
两杭州、嘉兴
税监刘成
羡余银
税银34000
21000两
两三十四年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盐课羡余银21000两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税银
纻丝12600
3340两
匹
上表可以看出，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税监，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到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33］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是这不完全的统计，也已占全国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宦官上缴的银数，绝不是实际搜刮到的银数。史载：“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34］“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35］“私充囊橐十得八九”。［36］显然，宦官在江南矿税上所搜刮的财富，上缴国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按此比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在400万两以上，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有余。于此不难想见，宦官的贪婪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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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5）
宦官监督织造，对丝织业是个严重摧残。织造太监孙隆，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仅“装塑西湖”，即费“数十万金”，还居然在断桥附近建有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37］是的，孙隆在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寺、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亭、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更加多姿，以至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对他赞不绝口；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说“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谓“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正是这位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即需抽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才准上市。［38］《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横行无忌。结果，导致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39］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40］孙隆如此，别的织造太监也莫不如此。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是“素贪，妄增定额，恣诛求”。［41］宦官使素称发达的江南丝织业日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宫博物院藏。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为盗”。［43］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44］嘉靖时诗人王磐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45］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46］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淛即曾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47］
◇欢◇迎访◇问◇。◇
第11节：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6）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如缕，有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计算，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49］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50］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51］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52］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53］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54］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