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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生前常说：“史论即政论。”这个见解是很精辟的。当然，史论与一般政论的表达方式不可能等同。但是，在古老的历史外衣掩藏下的史论，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历史批判，往往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毫无疑问，清初思想界对秦始皇的批判，对荆轲等人的赞颂，都是批判君权的特殊形式，都应当纳入反君权的思潮；尽管各个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批判的程度有深有浅，但都不失为批判君权思潮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吉光片羽，也都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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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拟桃源”解（13）
但是，清初的反君权思潮，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大体上说，自雍正帝执政后，这股思潮便逐渐平息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古代历史上的任何一种进步思潮，从来就不是能够持续上升、一泻千里的。就清初的反君权思潮而论，所以会在雍正年间转于沉寂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很快便建立、巩固起来，比明王朝要坚固得多，文网的严密，很快便超过了明朝和其他朝代。明清易代，尽管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统江山从朱姓手中转到爱新觉罗氏手中。君权的地位，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钦定的御用思想是程朱理学，朱熹被钦定为大圣人加以供奉、膜拜。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如参天大树，而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君权思潮毕竟是巨石压身的幼芽。从清初崇拜自然、特立独行、景仰无为的道家思想的逐步抬头，不难看出清初思想界“死的拖住活的”的痛苦，传统历史包袱的沉重。申凫盟在《毛颖君后传》中，对毛颖的“欷？#91；不自胜，遂发狂，常科头散发，不与士大夫相见”［30］加以赞叹；戴止庵“归里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鹿台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创筑小寨居之……或早上寨墙周望，望见有虎侵牛犊，即遥呼寨下人，某山凹虎侵牛犊，向某处行，寨下人群逐之夺犊归也”。［31］而傅山对戴止庵的“自号止庵”，几乎不染尘嚣的行为，也是赞不绝口；张盖“归筑土室自封，屏绝人迹，穴而进饮食。岁时一出拜母，虽妻子亦不相见。家人窃听之，时闻吟咏声，读五经声，叹息声，泣声。母卒，出室成服，已复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携琴一囊，茗一壶，欲走无何有之乡，其子急迫之，至清源而返。……偶入郡，士大夫争为倒屣，相与弹棋蹴踘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则已逸去，卧东桥土室中矣”。［32］对此，申涵盼在张盖小传后的赞语中，感慨系之地说：“迹盖所为，前后若两人，盖古独行之流欤。”常年埋首土室，凄苦如是，在清初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却视为崇高之举。如著名思想家傅山、李颙，前者也曾居于土室，后者则别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与李因笃、李颙一起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时往来山中，或雪后独上高峰看丹，熊罴虎豹，叫啸前后。性郁孤愤，与世龃龉不可合。亦好为大言，奇服诡行以耀于时。于河东买大牛，高八尺，头尾长一丈二尺，骑牛入城市中，儿童噪且随之。牛归卧场圃，柏便坐牛髀胁间，击缶被发，歌呼乌乌，名其牛曰‘牛蒲团’。……大旱，刍茭不继，牛亦饿死。尝驯一鹤曰松友者，柏出游归，鹤折其一足，柏生彘啖之，涕泗并下。鹤死，至操杖詈骂其老妻，任情放诞率如此。”［33］——凡此种种表明，在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壁垒前，思想界中不少人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到极点，用奇特怪诞的行为，把自己的形象扭曲了。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窥知清初反君权思潮衰竭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明末农民战争自身的局限性。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运动，用革命暴力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并不能斩断它，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34］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崇祯皇帝，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皇帝制度。以李自成而论，他在西安时名曰称王，实际上，种种事实表明，他已经当了皇帝，我在《李自成登极辨》［35］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枝蔓。李自成在北京金銮殿坐上皇帝宝座时的礼仪，与朱元璋登极时的礼仪，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详情请参见《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明末农民军没有也绝不可能在思想领域对皇帝制度进行批判，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生产者的家长思想，本来就是通向全国最大的家长——皇帝的桥梁。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论，明末农民军并没有给清初思想界的反君权留下足够的思想遗产。当然，更重要的是，明末农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主要制度，他们为清初思想界创造的历史舞台是比较狭小的，因而清初思想家演出的反君权的活剧，就不能不较早地收场。可是如果没有明末农民军以移山倒海之势把明王朝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中的种种顽症暴露无遗，使地主阶级思想家们痛感“天崩地坼”，迫使他们从传统思想的某些樊篱中跳出来，就不会出现清初反君权的进步思潮。这正是明末农民战争伟大历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学者在分析黄宗羲等人批判君权的思想时，论及社会背景，撇开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不谈，硬是要将黄宗羲等人与“市民”攀亲家，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找错了方向。当前史学界更有少数论者，在文章中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笔勾销，甚至说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仅仅从清初反君权思潮的出现这一点便足可表明，这种论调如果不是无知，便是妄说；因为它根本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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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1）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4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注释：
［1］石天基：《传家宝》卷4。
［2］参见拙作《说“天地君亲师”》，《新时期》1981年第2期。
［3］［4］《五杂俎》卷下。
［5］《大义觉迷录》卷1。
［6］吴伟业：《绥寇纪略》卷8。
［7］顾炎武：《菰中随笔？明列辅起家考》。
［8］《顾亭林诗文集》第173页；史可法：《史正公集》卷2。
［9］李傃：《霜猿集序》，李长祥：《天问阁集》，第18页，丛书集成本。
［10］《明夷待访录？原君》。
［11］《潜书？室语》。
［12］《潜书？抑尊》。
［13］《大义觉迷录》卷2。
［14］《双红龛集》卷36，“杂记”一。
［15］《阅史郄视》卷2。
［16］《顾亭林诗文集》，第278页。
［17］《双红龛集》卷3。
［18］杨钟羲：《雪桥诗话》卷1。
［19］袁子才：《随园诗话》卷74。
［20］［22］［23］《白耷山人诗集》卷6。
［21］《归庄集》卷2。
［24］《壮悔堂文集》卷7。
［25］《菰中随笔》。
［26］《琅文集？乐府》。
［27］《顾亭林诗文集》，第287页。
［28］《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29］《板桥集？诗钞》。
［30］《聪山集》卷2。
［31］《双红龛集》卷95。
［32］申涵盼：《忠裕堂集？张命士传》。
［33］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卷4，《雪木先生年谱》。
［34］参见拙作《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
［35］《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第124—126页。
明代商业文化初探
一、明代商业文化概观
明王朝建立后，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