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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第14页。
［26］同上，卷9，第18页。
［27］《纪事略》，第14页。
［28］《小腆纪年》附考卷1，第15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而据《豫变纪略》卷5载，自成甚至因李振声是米脂人，既同乡，又同姓，呼之为兄。
［29］《国榷》卷100，第6057页。
［31］《见闻随笔》卷上，第31页，临海宋氏刊本。
［33］《国榷》卷101，第6071页。
［34］《明史》卷48，《礼二》。
［35］《事林广记》卷9，“譬世格言”。
［36］《资本论》卷1，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7］《毛泽东选集》卷1，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38］《凤洲杂编》卷1，第1页，见《纪录汇编》。
［39］《绥寇纪略》卷3，第53页。
［40］［41］同上，卷10，第215页。
［42］同上，卷2，第45页。
［43］《国榷》卷100，第6026—6027页。
［44］《再生纪略》，第13页。
［45］《北归纪》，第14页。
［46］蒋祖缘：《李自成与朱由检争夺天命的斗争》，《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47］参见拙作《明末农战史杂识》第二节《“边调曲儿”辨》，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48］《罪惟录》帝纪卷17。
［4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第28页。
论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初反君权思潮
明代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作为皇权大肆膨胀的一个标志，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1］差不多至迟在明朝后期，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2］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存在，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对立的思想。明代中叶，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统治阶级的消费幅度越来越大，明武宗之流穷奢极欲，就不能不在思想界激起怀疑、批判君权的火花。当然，人们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这种对君权的怀疑、批判，只能用历史批判的形式出现，而不可能对当朝皇帝进行直接的批判。例如，万历中期的谢肇淛，尽管他也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朝若二祖之神圣，创守兼资，而纪纲法度已远过前代矣。仁宗之宽厚，宣宗之精勤，孝宗之纯一，世宗之英锐，穆宗之恭俭，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宣、孝二主尤极仁圣，真所谓圣贤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国祚之悠久无疆也”。［3］但是，这一长串的溢美之词，不过是障眼法，或者说是为否定君权而披上的外衣。正是在这一大段为本朝皇帝唱赞歌的文字前面，谢肇淛痛快淋漓地写道：“三代以下为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汉则昭、宣、明、章，唐则玄、宪、宣、武，宋则太祖、太宗、孝宗，其拨乱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约贤圣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资，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纵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乱乎？”［4］这里，谢肇淛把“三代以下”的皇帝大部分都否定了，指出他们当中连“中上之资”也“十不得一”，绝大部分都是庸庸碌碌、放纵浪荡之辈。这就揭开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假面具，戳穿了皇帝是神的神话。类似谢肇淛这样的批判君权的思想，一直流波不息。清初雍正皇帝曾愤愤然地说：“昔明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壸。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5］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中叶后思想界否定君权的动向。但是，这种批判君权的思想，在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下，毕竟没有能够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没有封建秩序的大动荡，就不可能有新思潮。只有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封建主义的绳索遭受沉重打击而出现松动后，批判君权的思潮才可能形成。轰轰烈烈、势如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正是起了松动这“四根绳索”的伟大作用。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明末农民军，不仅焚毁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凤阳皇陵，杀了所谓“天潢贵胄”——藩王世子，甚至在攻克洛阳后，逮捕了福王朱常洵，“荐王于俎，酌其血杂鹿醢尝之，曰此福禄酒也”。［6］直到进军北京，攻入紫禁城，迫使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悬尸煤山。同时，农民军由弱变强，节节胜利的过程，也是君权的腐朽、暴戾进一步暴露的过程。即以朱由检而论，性多疑忌，刚愎自用，锄去客氏、魏忠贤后，却继续重用阉人，让宦官监军，动辄大兴诏狱，革除、杀害大臣，17年间，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宰相。［7］这就有可能使清初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从朱由检的身上看到了君权罪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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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拟桃源”解（11）
清初思想界把明王朝的覆亡惊呼为“天崩地坼”、［8］“天倾地陷”。［9］他们痛定思痛，在总结明亡教训、谋求治世药方的过程中，不能不批判明王朝的种种弊政。而这些弊政，绝大部分都不是明王朝特有的，乃是自秦汉以来即不断巩固、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离开了君权，便无从谈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根本积弊。因此，批判的矛头，便不能不指向君权。黄宗羲慨乎言之：“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0］这种措词激烈、犀利的“无君”论，称得上是一篇讨伐君主制度的檄文。唐甄的批判，比黄宗羲更大胆，更激烈。他把帝王与盗贼相提并论，直接斥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1］并横扫帝王头顶上金光闪闪的灵光圈，把他们从“神”的宝座上拉下来，还其也不过是普通一人的真面貌：“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12］一方面，指出帝王也是普通的人，另一方面，指出“势尊”的危害性，这是很深刻的批判。如果没有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让帝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宝塔尖上“位居九五之尊”，某些帝王也不至于昏聩、腐朽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康熙末、雍正初的曾静，在所著《知新录》中，则抨击皇帝是豪强、光棍。他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13］尽管今天在我们看来，曾静在皇帝该由谁做的问题上，所论未免迂阔。但是，在当时敢于以儒者的代言人自居，公然宣称应该由他们来当皇帝，痛斥以往的皇帝是“豪强占据”甚至是“老奸巨猾”的“光棍”，这同样是对君权神圣性的大胆否定与嘲弄，是难能可贵的。傅山则以赞赏的口吻，称道李白对皇帝的态度：“李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