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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有的海外学者对严嵩（1480—1569）的评价，提出新的看法，这无疑活跃了学术气氛。其实，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的评价，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否定了为严嵩翻案的意见。［43］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严嵩父、子（严世蕃？—1565）的贪得无厌，是千真万确的，实属人所不齿。当时京中称严氏父子为“钱痨”，而且荒谬绝伦的是，据说“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按：即盛大的庆祝宴会）。凡五高会矣，而渔猎犹不止”。［44］这实在是旷古奇闻，天大的笑话。也许这条史料，未可尽信。但是，严嵩父子用各种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又何啻是“五高会”，亦即五百万两。现仅将严嵩垮台后被抄物资清单上的酒具部分抄录如下，相信只此一端，也足以使吾人为之瞠目：
金酒盂九个（共重二十四两八钱）大金酒盂十个（共重三十六两二钱）中金酒盂十个（共重二十九两三钱）小金酒盂一十一个（共重三十二两）金酒盂三个（共重一十两零八钱）金双鱼耳龙字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金素日月耳大圆酒杯二个（共重五两九钱五分）金寿星仙人劝酒杯十个（共重四十七两五钱）金寿字双耳圆酒杯六个（共重一十两零五钱五分）金毕吏部酒缸一个（重五两八钱）金嵌宝螭耳酒杯二个（共重八两三钱）金嵌宝菊花酒杯三个（共重四两一钱）金嵌宝葵花酒杯一十九个（共重三十六两三钱）金嵌宝无耳葵花酒杯九个（共重一十一两二钱）金嵌宝莲花酒杯二个（共重三两二钱）全嵌宝圆酒杯二十八个（共重五十六两五钱四分）金嵌宝八角酒杯二个（共重四两四钱）金嵌宝石酒杯二十七个（共重四十一两五钱）金酒壶四把（共重三十七两）金酒盘一个（重一十一两一钱）金酒杯二个（共重一两九钱）。［45］
这些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即不下一万七千余两，而其实际价值，又绝对不是仅以重量所能显示的。且不论所嵌宝物的珍贵，制作这些精美绝伦的酒器，该又耗费多少巧匠的心血！
况钟（1383—1442）是明代著名清官。一曲《十五贯》，天下知况钟；他与因《海瑞罢官》而闻名天下的海瑞（1514—1587），在现代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况钟先后任苏州知府13年之久，除弊政，惩凶顽，修水利等，使他深受百姓爱戴。他很注意酒的节饮，在宣德五年（1430）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即抨击“城市富民奢侈太甚，缙绅族亦复有然。锦绣铺张，梨园燕饮，率以为常”。［46］要他们在“榜示之后，各崇俭仆”，“永革敝俗”。在宣德七年五月的《填注善恶簿榜示》中，更严厉禁止酗酒。［47］这对保证江南社会秩序的安定，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况钟辈截然相反的是，明代有些贪官、昏官，尸位素餐，惟知以酒食为乐，遭到百姓的唾弃，留秽名于百世。据说，有一官“嗜酒怠政，贪财酷民”，断事稀里糊涂，百姓怨恨，便作五言诗一首，对他加以无情的鞭笞：“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样白虎，青纸画乌龙。茄子敲泥磬，冬瓜撞木钟。但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48］有个松江“父母官”的故事更典型，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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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酒与皇帝（5）
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嘉靖中，袁泽门在郡时，忽喧传二句云：“东袁载酒西袁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盖泽门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东，颇相厚妮，时有曲室之饮，故当时遂有此谣。人以为沈玄览所造，遂以事捕之，瘐死狱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讥议，然此谣实不知其果出于沈否也。［49］
这个姓袁的松江郡守，经常与同年饮于曲室，还能有多少心思置于政事？百姓传联讽之，竟不惜制造冤狱，将人整死，专制淫威，令人切齿。与这个“西袁”堪称一丘之貉的，还有一个姓名待考者，其人其事，一直作为笑柄在民间流传：
明季一知州，日以酒色为事，民词案牍从无清理，一切委之吏目。其吏目亦无明白审办者，一味颟顸了事。时人为之语曰：“知也糊，目也糊。”两官风闻入耳，严捕之，得诵是语者二人，鞫之。一供是买猪者，猪牙赚渠钱不知多少；一供是买木者，木客赚渠钱不知多少；故二人偶语“猪也糊，木也糊”。此一时遁词，流传至今，竟为市井口号。［50］
吴语猪、知同音，而木、目谐音。这两个无视民瘼，惟知沉湎酒色的知州、吏目，在百姓心目中，事实上被看成与猪、木同类。民之口诛，严于斧钺，此又一实例也。贪官污吏，应当为之胆寒！
嘉靖时山东临朐人冯惟敏（1511—约1580）在涞水县当知县，治绩甚佳，嫉恨者竟“诬以卖酒”，致使落职。冯惟敏因此“戏为县官卖酒”，作套曲《双调新水令》，极尽讽刺之能事，堪称绝唱：
……〔驻马听〕画戟高牙，不比寻常卖酒家；香车驷马，非同小可泼生涯。草刷儿斜向县门插，布帘儿飘飒谯楼下。忒清高真秀雅，把厅堂净扫新装榨。……〔得胜令〕一个掌柜的坐官衙，一个写帐的判花押，一个承印吏知钱数，一个串房人晓算法。这一个呆瓜，不吃酒便要当堂骂；那一个油花，不要钱就将官棒打。〔沉醉东风〕一个个攘帐的翻盆弄瓦，一个个少钱的带锁被枷。假若系良民且休索，是穷鬼饶他罢。帐难清屡次驳查，展转那移下笔差，定问拟知情枉法。……〔折桂令〕琴堂中满泛流霞……醉汉升堂，糟头画卯，酒鬼排衙。五更筹双双双一迷里投壶打马，三通擂咚咚咚都做了击鼓催花。钞不料罚，价不争差，只图个脱货求财，胜强如害众成家。……［51］
全曲嬉笑怒骂，真令人忍俊不禁。但透过这支妙语联珠的套曲，我们倒也可以从反面窥知，明朝的“官倒”，还不敢倒卖酒，否则就要被人告发。
陆容（1436—1494）有谓：“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长夜之饮，君子非之。京师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饮酒多至夜。盖散衙时才得赴席，势不容不夜饮也。”［52］由此可知，明中叶堂堂京中六部十三道官员，很多人都爱深夜饮酒。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凡是酒风大炽日，常是政风败坏时。明中叶后，政风日差，国运渐衰，这与占据高位的大官们纵酒怠政，也是不无关系的。到了崇祯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很多官吏白天忙于钻营门户，“及夜，又有呼庐鬪彩之会，飞觞引满，耗竭神情，虽职司章奏，无虑万端，亦但主吏奉行，官曹初不曾省视”。［53］“而世家子弟，向号淳谨有法度者，多事豪饮，以夜为昼。”［54］显然，他们互为表里，争相腐败，在一天天烂下去，走向灭亡。
四、酒与法
至今民谚有谓：“酒是色媒人”、“三碗酒下肚，恶向胆边生。”显然，纵酒犯法，是古今极少数酒徒的通病，或者说，酒往往是犯罪的诱因。明代著名政治家顾璘（1476—1545）曾一针见血地说：“夜饮晏起，乃奸盗所由始。”［55］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更无一不是酒鬼。这伙人即使下了大牢，偶得酒，也看做命根子一样。明人小说中曾描写有个叫杨洪的捕快，为侦破一件冤案，弄了些酒肉到狱中给强盗们吃，你看强盗们的那吃相，那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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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酒与皇帝（6）
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放他饮啖。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一见了，犹如饿虎见羊，不勾大嚼，顷刻吃个干净……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56］
用砒霜下酒毒死人命，固然是奸夫淫妇、人面兽心者惯用的伎俩，如：同上引书曾描写正德时的李承祖，被继母焦氏用砒霜下入酒中毒死，死前痛苦万分，惨不忍睹：
须臾间药性发作，犹如钢枪攒刺，烈火焚烧……不消半个时辰，五脏迸裂，七窍流红，大叫一声，命归泉府。［57］
而用蒙汗药下入酒中，劫人钱财，甚至杀人的犯罪勾当，则更使人有扑朔迷离、目瞪口呆之感。方以智（1611—1671）曾记载：
莨菪子、云英、防葵、赤桑陆、曼陀花皆令人狂惑见鬼。安禄山以莨菪酒醉奚契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张柱家，以红散入饭，举家昏迷，任其奸污，盖是横唐方。周密言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