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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红军这次猛烈的四面出击，引起了南京当局和国际###产主义阵营的重视。在美英和日本的支持怂恿下，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当局就在南昌、汉口设立海陆空军行营，向赣西南、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赤匪”的战争。
其中，南昌行营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司令，于11月调集10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围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及其赣西南苏区。红军抓住战机，于12月30日一举歼灭孤军深入的张辉瓒部9000余人，并活捉张本人。又于1931年1月3日乘胜追击，歼灭闻风溃退的谭道源师一半。五天之内两次大捷，俘虏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支13000支。
1931年3月27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4路向赣西南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红军采取集中兵力、避弱打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5月15日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公秉藩师大半，随后又乘胜反击，四战四捷。以劣势装备，获得在半个月内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惊人战绩。
同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至南昌行营，调集30万大军，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向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仍以“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为对策，联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深入敌后取得8月4日的莲塘、良村大捷和11日的黄陂大捷，歼敌9000人，并以声东击西战术摆脱敌军包围。
9月份，由于南京政府的“剿共”行动接连受挫，导致蒋在军中的威信下降和南京政权的统治动摇，国民党宁粤分裂。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因粤桂联军窥视湖南而被迫部分调防，红军乘势追击，又获大捷，最终取得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战绩。
在赣西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鄂豫皖苏区也接连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歼敌17000多人。
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这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日后的敌后抗战甚至正面战场的抗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既要应付国民党内的纷争甚至战争，又要应对苏联的压力，还要“剿灭”中国共产党，又要抵抗日军的入侵，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也真够辛苦的。蒋介石企图用对内镇压的手段平息国内的阶级矛盾，注定会使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难以自拔。】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5）
“九一八”
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内部宁粤分裂，中苏就赎回中东铁路交涉即将达成协议之际，1931年9月19日凌晨1时7分，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接到奉天土肥原大佐急电：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开向奉天。
没过多久，参谋本部又接到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
日本报社紧急印发号外惊呼：“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却并非如关东军电报和日本报纸所言，其实际爆发背景和具体经过都比较复杂，并与日本“一夕会”、“樱会”、“黑龙会”等极右翼少壮派军官组织和民间黑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上层为萨摩、长州（现山口县）藩阀盘踞、垄断。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中的“三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轻的少佐，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相遇畅谈，感慨当时日本陆军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别是长州阀的专横；其二是封闭在统帅权躯壳内，脱离了国民。因此（军方）必须进一步与国民结合。”他们回国后，成立了陆军大学第15期至第18期阀外少壮派军官组织“二叶会”。在“二叶会”的影响下，陆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约10名学生成立了国策研究会，又名“星期四会”。
在刺杀张作霖不久后的1928年11月3日，铃木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会”的第一次###，刚上任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特地出席会议，并讲解《战争论》。在12月3日的“星期四会”第二次###时，“二叶会”的永田铁三和东条英机等也参加了，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40余名大、中、少佐级少壮派军官联合成立“一夕会”，其中包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一夕会”是日本少壮派军官间的横向联合，其中没有一个长州籍和宇垣派的阀内军官。
当天的###讨论得出结论：“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为了使人事配置适应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陆军省部的要职转移”。会议决定推举由驻北京武官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顾问。
在这群军官的推动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逐渐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和幕僚的基本信念，并于1929年由日本关东军组成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组织特务深入东北进行相关侦察。
这时，美国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经济集团来转移和缓解经济危机压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经济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计扩大对外出口，一面着重于国内调整。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提出对内的紧缩财政开支、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对外的稳定外汇，振兴出口政策，并于1930年1月取消了黄金出口禁令。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适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导致日本黄金在两个月之内外流亿日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年，日本出口较上年减少3％，工矿业生产下跌％，国民名义收入下跌％，大米价格暴跌超过50％，蚕茧价格下跌1/3，均突破纪录。
持久而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社会危机。1930年5月的失业人数，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达到378515名，但日本《经济学家》杂志推算的当年上半年失业人数为120万至130万，另有社会学权威估计该数字为200万至300万。劳资纠纷从1928年的1021起、涉及101893人，急剧上升到1930年的2289起，191805人。其中，城市的罢工等对抗行为，相应从383起、46672人，上升为906起、81329人。农村的佃农纠纷也同样严重起来。从1928年的1886起，上升为2478起。许多地方出现上学带不起米饭的“缺食儿童”和被父母卖为娼妓的“卖身姑娘”。在日本东北某农村，被卖身的青年女子甚至多达1/2，村公所竟挂起了“卖身商谈所”的招牌。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进一步促成政治危机。在城市工人发展工会和共产党的同时，全国农民组会也成立起来，与此同时，地方和军队的极右翼组织、暴力组织也日益活跃。“急进爱国党”、“爱国勤劳党”、“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会”、“大日本生产党”等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右翼组织、法西斯组织，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张：革新内政、改造国家、排外主义、对外扩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