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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26日，日本政府又与远东共和国举行大连会议，企图相互建立邦交和缔结通商条约。但由于远东共和国已经被苏维埃政权领导，会谈久拖不决。直到1922年4月16日宣告破裂，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
日本政府因在沿海州和满洲地区驻兵旷日持久，弊端日多，不堪重负，于1922年6月24日宣布撤兵。从8月26日开始正式撤兵，9月14日撤完驻北满军队，9月27日从桦太对岸撤离，10月25日，最后一队日军撤离海参崴。
日本这次出兵西伯利亚，从1918年8月以来，折腾了4年又4个月，比日后的“大东亚战争”还长6个月，最终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0）
九国公约
迫使日军无功而返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1921年开始举行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这场会议还迫使日本最终不得不从侵占山东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约》上妥协，签署《九国公约》，从中国山东半岛撤兵，并放弃对胶济铁路的独占。
1921年8月至1922年4月的日苏大连会议期间，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邀请英、法、意、日、葡、比、荷、中8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协调协约国对西伯利亚联合派兵的善后问题、对苏联关系问题、一战后各国在海上的军事力量、日英同盟问题，以及与中国相关问题。这次会议是进一步解决巴黎和会相关遗留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由于英法等国都需要美国对其战后重建的扶持，整个会议实际上由美国主导。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主要有：
从西伯利亚撤军问题：日本强调迟早要撤，但目前还需继续留驻一部分兵力。美国坚持其立即撤完。
《四国公约》：美、英、法、日联合应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反抗活动。
《五国公约》：按一定比例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力量。其中，美、英、日的海军力量比例为5：5：3。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
为求得远东事态之安定，维护中国之权利、利益，希望采取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增进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交往的政策。尊重中国之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给予中国以最完善及最无障碍之机会，俾其自行确立并维持一有力而安定之政府。为有效树立并维持各国国民在中国领土之工商业机会均等方针，应各尽其力。应自行抑制，勿利用中国之情势，以牟取足以损及友邦臣民或市民权利之特别权利或特别待遇，并勿容许有害友邦安宁之行为。
各缔约国为各国国民在华之工商业更有效地适用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方针，相互约定不提出或赞助各自之国民作下列要求：在中国任何特定地区，关于商业或经济之发展，为自己利益缔结一般的优先权利之协定。
《日中协定》：基于《九国公约》精神，中日两国于2月4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的协定10节28条，其中规定：
1。 日本在6个月内将前德国占据的青岛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
2。 日军在6个月内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军，在租借地归还后30日内，从租借地撤退；
3。 在九个月内，将山东铁路以5300万金马克的价格移交中国；
4。 向国际财团开放建设山东铁路两条之前的权利；
5。 山东铁道会社所有的煤井和铁矿移交给日中合营公司。
这一系列条约，一方面承认了日本的大国地位，一方面遏制了日本的进一步扩张，特别是将日本在山东的优势地位和独占趋势一举破灭。【1．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节对中日关系事关重大，但相关论著却多有忽略。其实，此役不仅使日本没有得到俄国的远东三州，还失去了看似囊中之物的中国山东省和满蒙地区，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2．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最终有两个失败者，一是德国，二是日本。其他各方大多受益。3．日本政客，终究算计不过美国，为美国火中取栗。4．日本大陆战略和侵华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注定要失败的结果，在这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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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1）
满蒙王·田中奏折·东北易帜
——日本利用张作霖父子肢解东三省的图谋及失败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损失惨重之后，重新将扩张重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而在这一地区，他们早在1916年前后就开始逐渐扶持了一个比满蒙王公的“宗社党”更得力的人物，他就是张作霖。
张作霖（1875～1928），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人。甲午战争时他投入驻营口田庄台毅军，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败后被遣返回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历任辽源巡防营马队帮带、统带。
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路过奉天，张作霖前往拜访，表示“宁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当时落合等人将张作霖的情况向日本外务省和参谋本部做了详细报告，建议日本政府“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的方针是必要的”。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促成共和制期间，张作霖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起反对。1912年1月26日，他在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表示说，如袁确已附合共和，“本人亦绝不听从其指挥，必将自率部队，我行我素”。同时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此时此刻，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2月3日，他甚至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能听从指挥”，并认为“吾人既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
袁世凯随即派密使到奉天，对张进行拉拢。袁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张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成为奉天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913年10月14日，张作霖以袁世凯亲信镇安上将军段芝贵代表的身份前往汉城，参加日本组织的灭亡朝鲜的“始政纪念博览会”和“朝鲜物产共进会”。他在汉城会见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时，“说明中日亲善大义，论述满洲和日本关系，表白自己的亲日见解，和寺内肝胆相照”，给寺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随后的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张作霖的言行与日方步调一致。1915年9月上旬，他秘密向袁世凯劝进，并称：“关外有异议者，惟作霖是问，作霖一身当之。”中旬，他联合冯德麟等19人共呈劝进请愿书，称“实非改进君主制度，不足以奠邦基于磐石。”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虽对此不满，却仍于中旬呈递“恳乞速正大位”的推戴书。1916年4月，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代理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被亲日的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
当年8月13日，日本人挑起“郑家屯事件”后，张作霖于15日致电日本关东都署表示道歉。21日，张应关东都督照会，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中国军队全数撤离。日军随即占据郑家屯中国兵营，装设电话线。
30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利用“郑家屯事件”进一步向中方勒索。日方先是擅自在郑家屯设立领事馆，随即令驻京公使林权助向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一系列要求：严惩肇事官兵、在南满、东蒙必要地点设警、聘用日本军事顾问与教官、奉督亲往谢罪等。
正在这期间，日本扶植的“满蒙宗社党军”头目巴布札布在进攻热河西林县时被击毙，曾对张作霖有好感的寺内正毅又上台组阁。张作霖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向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中佐表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势所难免”，“我力避投入政争旋涡，一意和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他请菊池“把上述各点向总理大臣电达”。【在日方向外交总长提出要求之前，张已经在用日本顾问了。】
得到报告后，在寺内内阁中最富权势的内务大臣、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表示支持，他认为，宗社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