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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亲的幸福时光（2）
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端着碗走出院子，都“爷爷”、“爷爷”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就给这个嘴里喂一口，给那个嘴里拨一口，一边喂一边笑……母亲心疼他说：“这也是俺一片心，你不能一个人吃完？”父亲不吭声，把剩下的三口两口扒拉完，一放碗，说：“我愿意嘛！我吃饱了，你不要管我这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大寨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几乎都吃过父亲喂的饭。
父亲没有官架子。从中央一回来，马上到地里劳动。看他一放下镢头，村里的小青年就围上来，跟他嬉皮笑脸地要烟抽。他就往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自己抽出一支，再把整盒烟往地上一放，小青年见状就欣喜地凑过来，你一支我一支拿去抽了起来。
外国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父亲生活很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早年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他那烟杆儿尺把长，拴着一根细绳，下面吊着装烟叶的荷包，不抽烟时就挂在脖子上。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只是在特殊场合，为了应酬也抽一点“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卸任后国家仍按高干待遇给他特供，他不要。从此“中华”也不抽了，变成了抽“大前门”。但抽得最多的是3角多钱一包的“三七”牌烟等低档烟。再后来，他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以前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
他抽旱烟简直是一门绝技。田间休息时，他走到树阴下，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坐在鞋上，拿起烟袋就抽了起来。快抽完一袋时，将烟红磕出来，重装一袋烟末后，他头部向左微斜，用烟锅对上磕在地上的烟红，或者干脆用手把烟红捏到烟锅里，然后猛吸两口，浓浓的烟雾便四处缭绕……一袋旱烟抽完了，烟锅里只有一块烟灰，磕出来以后，烟锅里干干净净。
他抽香烟更是令人称奇。上台讲话时，他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不停地讲，左手挥舞着。第一支烟快抽完了，从衣袋里再摸出一支，在桌子上礅一礅，把礅实的那头捏扁，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准确地接到了刚取出的那支烟上。借着第一支烟头的余火，一吸，第二支烟就着了。几个小时讲完了，那一支烟还在手里，烟缸里装满了烟灰，可就是不见烟头。
平时坐着时，他用火柴点着一支烟，歪着头，用手半捂着嘴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半天抽完了七八支，火柴只用了一根，烟头也只有一个。
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在外国不断报道这种又整洁又节约的“陈永贵抽烟法”。
这些年，到大寨参观的游客很多，对他很有感情，见了我总是说：“陈老是个伟大的人。我们一提起他就想掉泪！”他们知道我父亲爱抽烟，到他的纪念碑前，总要敬上一根烟，有人还把“ 中华”、“牡丹”等烟放在他的碑前。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是个幸福的人。
四、父亲的苦乐观（1）
父亲阅世颇深。在旧社会，他目睹和亲历过地主对穷人的欺辱、日本军队的残暴、汉奸的恶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他随全家逃难，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在解放战争时，他当过支前民兵，担任班长带领13个民兵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在解放阳泉的战斗中，他解下自己的裤带，冒着枪林弹雨救助战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时期里，他再次经受艰苦的磨练；而当某些人摆脱了大寨模式，按照新方式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极端：“治山治沟干什么，花那么多劳动力！”他遭受了太多的非议，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面对这一切，他没有退却，没有屈服，更没有沉沦。相反，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环境使他的意志和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人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他常对我说：“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要不还叫人呢？”
父亲能正确地对待苦，这跟他所持的“苦乐观”是分不开的。他深知苦和乐的对立统一关系。有苦才有乐，“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因此他告诫别人要敢于吃苦，而且“吃苦要吃最大的苦”，“吃得苦中苦，方为大寨人”。在父亲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大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寨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父亲的路也越走越宽。
记得1973年，父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天，他坐了一夜的火车从北京回到昔阳。第二天一早，昔阳县委招待他吃饭，还安排他在全县大会上讲话。我们父子见面，没有更多的语言，两人相视一笑，很默契。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就向父亲敬酒：“爹，我敬你一杯，敬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各一杯，你就喝一杯吧！”父亲等会儿还要开会，可听到我这样说，他也就喝了几杯。
饭后我们到了休息室，我问父亲：“爹，有烟没有？”父亲应声说：“有啊。”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两包中华烟，给了我一包，自己留了一包。我们抽着烟，话题也打开了。坐了一个多小时，父亲问我：“（现在）几点了？别忘了开会。”说着站起身往外走，走时还不忘带上他的烟，更忘不了半开玩笑地教育我几句：“你喝酒比我多，还比我能吸烟，这还行哩？”我在父亲面前什么时候都是个孩子：“爹，今天高兴，就喝多了，抽多了，行吧？”他笑了。
他到台上讲话的时候，我默默地在一旁注视着他，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同时也不免有点担心，他今天喝得不多吧？开会问题不大吧？刚一想，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会的，他酒量大，没人见他喝醉过。这天他喝得不多，即使喝多了，外人也看不出来。酒量大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用意志力控制自己的举止。我们两个大男人以独有的方式表示着互相的关心，享受着父子的温馨。
父亲是个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印象很深的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回忆说：“1979年，在人民大会堂，我父亲乌兰夫和邓小平、陈永贵等国家领导人为全国劳动模范颁奖，当我作为模范走到父亲面前领奖时，站在一旁的陈永贵对我说：‘你父亲还没留胡子呢，你怎么留胡子呀！’”这个情节让乌可力记忆犹新，说起来就忍俊不禁。
卸任后，父亲也会忙里偷闲，偶尔放松一下，享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叫秘书、儿媳妇和朋友陪他打打牌。他平时好胜，打牌也怕输，放牌时有时会顺一张回来，旁边的人还得装作没看见，否则他就使小性子不高兴了。玩牌他得赢，赢不了就把牌一扔：“不打了！”也许是父亲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所以有的人把他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在亲人和朋友面前，他毫无遮拦，毫无掩饰，真实的他可以一览无余。
父亲虽涉身仕途，但他得官不喜悦，辞职不愠怒，把功名看得很轻。只是晚年生活中，他对社会上的评价想得比较多。他不太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愿说自己的一些事，一些记者和作家就趁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与他说说心里话。
著名作家马烽是父亲的老朋友，曾写过一篇散文《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这三次喝酒，每次都发生在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在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时的一次喝酒中，父亲对马烽说：“金盆碎了，分量还在！”马烽说：“正因为是金盆，所以即便是打了，分量也不会少。”这句话，印证了父亲的为人，也衬托出了作家的品德。
有一天，我给父亲聊起了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该文作者把某人写得不符合事实。父亲对我说：“我死了，有人还不是像他一样，把我说个乱七八糟？”我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唉，我死了，也就没有什么考究了。好在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啊！”晚年的父亲，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探讨这一代人的追求与实践，坦承自己没有遗憾和缺失，表现了一个智者的胸怀。
从辩证的意义上看，苦与乐是相辅相成的：苦中有乐，苦中有益；乐中有苦，乐中有害。有的人在告别了精神代替物质的“苦行僧”式的旧观念之后，又走向了追求物欲享受。所以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实在是安身立命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
父亲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