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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这两省能够自己恢复秩序，影响全局，因此，以“援蜀救黔”自任，企图以云南的军事实力，控制西南三省。贵州是一个贫穷的省份，新军的力量也很弱。11月4日宣布独立，由革命党人杨荩诚为都督。杨率师北伐后，贵州政局很混乱，有同盟会、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的立宪派人士之间的对立。于是，宪政派的刘显世、任可澄等请戴戡到云南与蔡锷商量，希望北伐军改道贵州，支持他们控制贵州政权，得到蔡与唐的同意。蔡锷的原意是让滇军过境贵州，不准备停留。北伐军出发后，援川军与川军冲突加剧，要求增援。同时，贵州自治学社领袖钟昌祚由南京到达昆明，劝蔡锷不要介入贵州的内争。于是，蔡即指示唐继尧经四川支援陕西，并告诉他，南京陆军部也准备任命他为北伐总司令。但唐继尧在戴戡等人的怂恿下，决定出兵贵州，夺取政权。在唐的一再要求下，蔡只好听任唐按照缓急便宜行事。3月3日，唐继尧突然袭击、攻占了贵阳，对于俘虏的黔军，无论官长士兵，一律屠杀，实行恐怖统治。5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与立宪派结合掌握了贵州政局。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云南秩序良好，蔡锷在整顿军队、节省开支、开辟财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云南是个穷省，财政上是个受协省份，也就是云南财政在前清时一直依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补助的。但在蔡锷的治理下，可以自给，甚至可以拨款支持中央财政。他在经济建设上，也做了一些工作。蔡锷大体上遵循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希望社会稳定，从事改革和建设。因此，他对袁世凯也寄予过高的期望，支持袁世凯统一中国，集中权力。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蔡锷参与发起统一共和党，他担任了该党的总干事，又组织了该党的云南支部。但是，一时间党派纷争很激烈，各省都督也分属不同的党派。蔡锷忧虑时局，响应袁世凯关于军人不干政的指令，于5月10日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他认为，军人如果入党，政党竞争就可能以武力为后盾，内阁很容易被推倒，妨碍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当时各省扩军很严重，军队和会党混杂，如果统兵将领自己入党，怎么能阻止士兵组织山堂？这样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蔡锷自己就首先宣布退出统一共和党。
蔡锷虽然与黄兴等同盟会员是朋友，也参加了革命，但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学生，接受梁启超的政治主张。5月27日，他给下述各省都督发了一封电报：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⒔斩级匠痰氯⑺拇ǘ级揭狻⒐笾荻级教萍桃ⅰ⒐阄鞫级铰饺偻ⅰ⒍《级秸远恪⑸挛鞫级秸欧锪櫍挥邪ㄍ嘶岬募肝缓诵亩级剑绫谌荽笠馐牵合衷诿窆枰ㄉ瑁狈δ苋范ù笳秸氲娜瞬牛衷诠倚枰氖峭ú牛挥Ω糜械撑芍Ｐ禄崃浩舫壬枪业南冉染跞宋铮呕脱识挤浅：茫赖乱埠芨呱校馐呛Ｄ谕獾娜硕贾赖摹Ｖ皇且蛭恼渭獗冉衔冉。獾缴偈陆宋锏呐篮头炊裕衷谥荒鼙痪惺诤Ｍ猓杂诿窆此凳翟谑翘上Я恕ＯＭ颐橇掀鹄矗肭蟠笞芡澄艺髑笙筒牛卮偎毓ЯΑＵ饧乱惨肜韪弊芡忱戳煜巍Ｕ夥獾绫挥械玫较煊Γ�6月5日，蔡锷又独自向大总统和各政要人物发出公开电报，历述梁启超反对满清政府的功绩，为梁启超的稳健辩护，强调说，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稳健爱国，“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也就是说，当前国家的人才，梁启超是最好的了，希望大总统敦请梁启超回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蔡锷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他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行。袁世凯虽然也希望梁启超回国，但梁觉得政治气氛对他不利，时机还不成熟，一时没有动身。直到10月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谈之后，南北调和气氛浓重，南方的反袁舆论也有所收敛，梁启超才回国到达天津。此后，蔡锷就与黔、桂、川（都督改为胡景伊）四省，结为一体，阐发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云南省也就成了梁启超有武力可供依靠的地区。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维新——立宪派似乎都是些和平改革派，而孙中山——同盟会则是武装革命派。其实不是这样绝对的，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都不是吃素的，多多少少也会动用武力。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就策动袁世凯兵变。在1900年间，康有为的保皇会就组织过勤王起兵，自立军是其中的一支，只是没有发动就失败了。当然后来还有护国运动。如果没有蔡锷在云南的经营，梁启超又怎能发动武装起义的护国运动？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根本没有从事军队运动，一直致力于和平的建设。他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再次解散了革命武装，从事和平的改革。只是和平建设的环境一再被独裁者所破坏，才重新发动革命。我们现在期望和平，但历史的严酷性我们不应该忽视。不过，孙中山对于组织革命武装，一直是门外汉，他的部下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掌握军队以后就异化为一个军阀，走向了他的对立面。孙中山自己始终不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也始终没有掌握忠于自己政治理想的强大的革命武装。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中国社会的整合也就迟迟无法完成。
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1）
沪军都督，这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职务，陈其美在上海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这一职务，对于辛亥革命在东南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陈其美在上海这个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作用，对于认识这次革命，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其美，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浙江湖州人，字英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湖州是丝绸之乡，商业发达。幼年在私塾读书，7岁丧母，14岁丧父，家境困难，进了崇德县石门镇（现为桐乡县崇福镇）善长典当学徒。封建的典当行对学徒十分刻薄，迟迟不让他满师，这学徒一当就当了12年。不过，他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勤奋自学，关心时事，而且交游广泛，养成了豪放豁达的性格，办事果断，敢作敢为。
1903年，陈其美不愿再蜗居在石门镇这个小地方，做一个井底之蛙，他辞去了善长典的工作，来到上海，在湖州同乡开办的同康泰丝栈里当一名助理会计。他在上海认识了许多商界人士，也结识了正倾向革命的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他深感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危亡。于是，他又弃商向学，1904年进了科学仪器馆理科传习所学习，适蔡元培也到该所学习，有了交往。这时，他的弟弟已经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湖南任职。他决心出国学习，寻找救国的道路，就到湖南与他的弟弟陈其采商量，由他的弟弟资助他去日本留学。1906年，他到日本，进了东京警监学校学习。是年，他参加了同盟会，并认识了刚到日本谋求留学的蒋介石，从此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1907年，陈其美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这是孙中山托日本友人创办的，是专门为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
1908年，陈其美回到了上海，开始了积极的革命活动，他和在上海的浙江湖州帮、宁波帮商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著名商界人士杨信之、沈缦云、王一亭都支持他的革命活动。秋瑾遇害后，她手下的会党领袖王金发逃往深山。陈其美获悉后，千方百计找到了王，把他接到上海，关怀备至。剽悍蛮勇的王金发，对陈其美十分佩服。陈为了革命，参加了青帮组织，属“大”字辈，但他并不开山堂、收徒弟。他只是为了利用会党的力量革命而已。上海会党领袖刘福彪、应桂馨都被他罗致在门下。应桂馨曾在家乡宁波办教育，学校被封，与当地士绅发生冲突。陈其美偶然中了解了这场纠纷，豪放仗义，亲自去宁波调查、调解，帮助应家维持学校，也因此认识了应在上海的父亲应文生。刘福彪说陈其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对陈深感知遇之恩。这原是管仲说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指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成就霸业。在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驾御会党领袖得心应手，后来，蔡元培夸奖陈其美是“民国第一豪侠”。
陈其美在上海进行了积极广泛的革命组织工作，尤其与商界的联络，奠定了后来成功的基础。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