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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同盟会和梁启超的论战，使彼此间结下了深深的裂痕。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越南的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参加了南方历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南洋的筹款工作。武昌起义后，胡汉民在越南西贡获得消息后，赶回香港，策动广东起义。他与朱执信等商量后，决定策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接受了胡汉民的忠告，于11月8日驱逐两广总督张鸣歧。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宣布独立，广东各界开会推举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晚，胡汉民从香港赶到广州就职。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上海、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南北议和期间，胡汉民力劝孙中山接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胡汉民回到广州，于4月27日复任都督。陈炯明则一度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5月5日又回到广州任军统、广东全省总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等职务。由于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他和胡汉民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袁世凯利用胡、陈之间的矛盾，极力拉拢陈炯明，1912年12月3日任命陈为广东护军使，合法地分割胡汉民的都督权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2）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平均地权很容易。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按土地的价格抽税，值百抽一。即如果这块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税1元。如果以后这块土地涨价到200元，那么这增加的100元属于国家所有。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于是，广东都督府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向省临时议会交议了换契案，提案规定，前清旧契换成民国新契，需按现价，卖契（指卖断的契约）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约）值百抽一。由于这个方案只是一次征收，而不是普遍实施的常年税收，孙中山曾主张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尽管都督府提案比孙中山的主张温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议会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他们认为，广东全省农田有3315万余亩，假设每亩最低地价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万余元。现在要广东人民在几个月之内捐出如此庞大的款项，能做到吗？何况，房基地还没有算在里面。革命以后，各县遍地遭到土匪的祸患，元气大伤，不要说原来小康的人家吃不饱饭了，就是一向有钱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议会后来通过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换契的费用，而且与平均地权的精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有害，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动员人民来支持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革命政权依靠谁来支持呢？这是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3）
孙中山为了推行民生主义，约见了省议会议员们，进行疏导，解释平均地权政策。但是，孙中山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相反招来了强烈的抱怨。他们抗议说：省政府漠视省议会的决议，把代议士当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议会的立法权。当时的议员多为地方士绅，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与革命的新进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孙中山反驳说：“权限是谁与之者？从公理求之也。革命党之权，谁与之者？少数人牺牲性命于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权限优胜些，代议士又欲权限优胜些，谁能与之？又谁能均之也？”
那么，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又该怎样划分呢？这就成了同盟会地方都督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一场斗争。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公理”具有随机性，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