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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地区，在前清的时候，言论就比其他地区要自由一些，甚至同盟会派的报纸可以开了被封，封了再开。《民立报》原来叫《民呼报》，被封以后就改名为《民吁报》，再封之后，就叫《民立报》。在北京地区，袁世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但袁世凯在一段时间里比较克制，在北京的同盟会人士也没有上海的激烈，虽有冲突，但还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6月间，唐内阁风潮发生，广东都督胡汉民致袁世凯及各界电说：统一党的电报，对于唐总理，诬蔑他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教仁、蔡元培等先生，诬蔑他们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意丑化诋毁。要求袁世凯严厉地予以追究查办，惩治他们假造诬告的罪行，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袁世凯欣然回复胡汉民，响应他的主张：近来称会、称党，名目繁多，记不胜记。发出各种各样的电报，进行污蔑攻击，百怪千奇。甚至把在电报上列入自己的名字，在社会上露脸作为一件光荣的事。如果有人去追查电报的事，就增加了他的价值。即使是我，也常常受到各种报界的丑化和诋毁。只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自由的风气刚刚兴起，我不希望再把它压制住了，所以，都忍让了。但是，如果老是像村妇那样骂街，还自己吹嘘了不起，这样的坏风气予以放纵的话，就等于让它传染，时间长了不加以控制，人民还会有道德吗？确实应该彻底查究这些假造污蔑的话的由来，让那些挟私败公的人引以为戒。我已交代内务部查明这件事，严加禁止了。在那些岁月里，言论自由，有没有尺度，到底还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从这段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执政者，谁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言论自由”了。毕竟，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暴力对抗走向文明对话的时代。在地方上，尖锐的冲突，大大地压缩了“言论自由”的空间，甚至导致暴力血腥事件的发生。
在湖北，那里派系冲突非常尖锐，反对黎元洪的“二次革命”声浪一波一波地发生。言论自由的空间就不容乐观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3．言论自由惹冲突（3）
这时候，武昌起义的“三杰”分成了三派，最先创办的《中华民国公报》为孙武一系控制，蒋翊武的同盟会系统创办了《民心报》，而同属民社的张振武与孙武有矛盾，自创《震旦民报》。三足鼎立。前清被封的革命派报纸《大江报》也于6月复刊，以监督袁世凯、黎元洪为己任。此外，民社另有《强国公报》，同盟会系统也有《汉口民国日报》，以及前清立宪派人士的《共和民报》等等。笔墨战争盛况空前，各怀意见，互相倾轧。但到了8月间，冲突激化起来，笔墨战争为腥风血雨所替代。
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但遭到上海各报的抗议，还好，仅判处两年监禁。
不久，复刊才两个月的《大江报》遭到了更严重的打击。原因是主笔何海鸣揭露湖北军政界的腐败情形。同时，章太炎正提出共和亡国的谬论，到武汉请黎元洪主张取消约法，为此，《大江报》发表了《恶政府之现状》一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8月8 日，黎元洪派参谋带了士兵执令箭一支，写明将何海鸣就地正法，前往大江报社查封，逮捕社中工作人员3人，何海鸣正好不在社内，闻讯逃往上海。第二天，黎元洪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这“就地正法”四个字，暴露了黎元洪和他手下的幕僚完全没有共和国的法制观念和司法独立的精神，遭到上海各报的痛斥。黎元洪被上海报人给上了一课，后来，这封电报收入《黎副总统政书》时，改为“严缉法办”。名词改了，就地正法的思想并没有改。
《大江报》被封后，《民心报》上蔡寄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斥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黎读报大怒，将蔡传到都督府，要严加惩办。幸好蒋翊武等随同前去，再三解释，才得以放出，《民心报》也只好停刊了。
接着，8月15日深夜，《震旦民报》创办人张振武在北京被突然捕杀，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就就地正法了，激起了政界的又一波大风潮。湖北言论自由的空间，大大地被压缩了。
当然，由同盟会执政的省区，也不是吃素的。1912年4月，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逮捕枪毙了《佗城报》记者陈听香，指控的罪名是伪造揭帖，捣乱军心，依附叛军，鼓众煽乱，没有经过审判即以军法执行。结果，引起了省议会议员的反对，一方面要弹劾他，一方面向中央和各界通报。省议会议员唐恩溥指出：“报馆为言论机关，议会为人民代表，均有维持社会之天职，若动以军法钳制人口，则今日可以枪毙记者，明日可枪毙代议士。”当时，同盟会在广东的地位巩固，省议会无可奈何。广东的情况和湖北的情况大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湖北人造的是黎元洪的反，而广东人造的是陈炯明的反，党派不同。造反的成分也主要是军队与会党。湖北造反的人称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广东造反的人也叫二次革命。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回任都督，仍然面临陈炯明所处的局面，前清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黄士龙和参加过革命的会党领袖王和顺，一直在二次革命的名义下，反对同盟会都督，并受到袁世凯的笼络。于是，1912年11月间，胡汉民要求袁世凯发布命令：“现在国本已定，如有倡言革命者，政府定予严办，俾奸人知所敛迹。”袁世凯乘机发布训令：“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查有实据，即行按法严惩。”袁世凯没有说就地正法，也没有说军法从事，但“言论自由”当然是没有的了。
至8月间，《广南报》于13日刊登短评，其中有“若吾粤官厅之行为，以侵害人民自由为威严，以破坏约法为尊贵”等重话。结果，15日警察署以“莠言乱政”为由，勒令停刊。
福建的情况要更复杂一点。福建都督孙道仁系前清驻闽的第十镇统制，反正后参加革命。而政务院长、警务总监彭寿松则是福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缺乏政治知识，独断专行，在5月间先后封禁《民听报》、《民心报》、《帝民报》、《兴化报》。《民听报》主笔蒋筠、《民心报》经理黄家成被彭派人刺杀。至8月间，《群报》又被封，主笔苏郁文被拘捕，并以军棍殴打。福建都督孙道仁也于7日发表通电，指控《群报》捏造安溪叛乱（也号称二次革命）、官兵失败的消息，该报平日登载的消息、评论，大抵是挑动省界、府界矛盾的荒谬言论，专挑当局的毛病，让无知的平民藐视政府，实在是造成近来各处土匪暴乱的原因。原来，福建各地语言不通，省城人一贯看不起外府人，这《群报》就是外府人的报纸，维护外府人的声誉和利益的。孙的通电看来也是在彭的要求下发的。彭寿松虽属于同盟会，但他的胡作非为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也发生矛盾。由于福建政局纷乱，10月间袁世凯派岑春煊率军舰去福建查办，彭寿松被迫离开了福州。
3．言论自由惹冲突（4）
由于党派纷争和社会素质低下，报社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1912年4月间，北京有一家《中华报》，本是一家社会性的小报，总理丁瑜臣在谈到八旗生计问题时说了几句侮辱性的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主笔志仲悌则是旗人，看了气愤不过，著论申斥，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在是报界败类。丁某于是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某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攻击丁某。禁卫军是前清组建的军队，士兵都是旗人，看到传单就去把丁某抓起来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6月初，北京《中央新闻》载有文章批评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接济宗社党（满族人复辟清王朝的组织）军火，图谋不轨。同时，又载有赵秉钧大事记，点明军警督察长乌珍（满族）为著名宗社党。于是，军警界指控该报败坏军人名誉，扰乱治安，并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