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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得知此事后，想到自己青年时受到王母恩惠的件件往事，不禁泪如雨下，王陵亦嚎啕大哭，昏厥于地，待众人唤醒仍痛哭不已。使者趁机将王母所言传于王陵，说：“老夫人所以自尽，怕你救娘心切，贸然归来楚营，这才断你搭救的念头，让你忠心事汉。你要保重，不可有违老夫人之意，让她白白捐躯。”刘邦、王陵更是相拥大哭不已，只哭得三军将士个个落泪，王陵愤然说 ：“请汉王同意我出兵###！”刘邦擦了擦泪，说：“老夫人大义凛然，为了大汉捐躯，……为长远之计，最近不可再战。不过，这笔血债，我们定要讨还！你的母亲就是我们汉军的义母！”王陵点头称是，告归军营。……后王陵终生事汉，成全母意。
刘邦正式称帝后，即命人将王陵老母遗骨移葬彭城西南二里的山坡上，即今徐州市云龙公园北门内：众呼“王母冢”；同时将王母冢附近的一条路称为“王陵路”，已沿袭千年，至今游人络绎不绝*。
多么感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母亲！刘邦初起之时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信实属不易（若平民刘邦属流氓市侩，恐怕难有此威望）。自此，王陵便率众从汉王，定天下，义无反顾地归顺了刘邦。只是在《陈丞相世家》中，司马迁又曰：
王陵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汉书》作“后封”，《补注》引：“周寿昌曰：最后始封。”）
以上记述虽极为简略，但还是可以看出：
一、王陵与刘邦、雍齿同为“丰沛”老乡，感情不同寻常。
王、雍的出身、人品相似。司马氏均言其与刘邦有隔阂，本不愿从高祖。然而，他们参加起义后，却均为刘邦重臣。
二、王陵仗义直言，与雍齿亲善，故很迟才封为安国侯。是这样吗？
从《陈丞相世家》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隐隐感觉到，司马迁对于王陵的记述似乎显示出难言的矛盾。像是不能轻易地记传，可又无不记传的理由。因王陵身正功高，且官居右丞相，曾在陈平之先，虽不得吕后重用，但终生伴君的王陵也算得到了善终。为什么正直敢言的太史公却未为其专门记传，而仅是以极少文字，将其事迹放在陈平的《陈丞相世家》之中呢？难道王陵真是因同情、善待雍齿，才被汉室晚封的吗？
9。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
笔者自三十多年前初涉刘邦研究以来，便对上述一连串问题备感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近年，脑海中才开始有较为清晰的思路。那就是：
其一，雍齿事件虽为重情重义之举，但知情者极少，主要考虑防备周市发现诈降计划。
其二，因为此事件，毕竟属于用叛降之法解救亲人之下策。在事件平息后，作为义军统帅，自然有维护自身和军纪尊严的考虑，也肯定会以为没有理由和必要，将已被隐蔽起来的内幕，再去扩大知情范围，因为这种叛降行为有违起义之初，众反秦志士商定的军事法制和道德原则，同时也可能对刘邦的权威及义军在天下英雄面前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
试想刘邦怎么可能面对三军将士，声称是自己为父母安全而同意部将采取诈降敌军之行动呢？所以对雍齿案便不能不将错就错了。隐秘的就让它永远隐秘下去吧，自然会有人安排雍齿理解圣意，代主担过，委曲求全，保持沉默，再也不要开口说话就是了。
当然，此事件可能在义军中有所议论，那也不过是传言而已。而且众将士若知内情，也会以大局为重，说不定还会感谢雍齿，谁还多说闲话找没趣，与统帅唱反调。至于史官如何记载，那就更不用说了。刘邦之御用史官自然会按皇室的要求写文著史，无可奈何地为朝廷脸面帮闲贴金。
那么需要承担责任的自然就只剩下雍齿了，王陵自然也会受到牵连。而在那忠臣以愚忠为忠的年代，作为臣子，莫说是承担替主担过的委屈，即便似大将周苛、纪信及重臣郦食其那样为刘邦赴汤蹈火者，也是前赴后继大有人在。
此事件作为范例，为后世忠臣报主开了先河，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周瑜打黄盖”故事中描述的忠臣黄盖了，而雍齿却自此蒙上了降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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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祖皇帝，你活得好累
按古今常理，汉室也已诏告天下：最终封雍齿为侯。显然等于是为雍齿正了名，也就是为“汉初第一大案”平了反。
既然平了反，刘邦却又未说###理由，还继续逢事必谈怨恨雍齿，而且再也见不到“什方侯”雍齿的影子。甚至有时刘邦还因之对家乡故里的一些乡亲耿耿于怀，如他直至晚年征伐英布，得胜返朝途经故乡之时，高祖还对“丰”流露出抱怨和无奈，据《高祖本纪》载：
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
这种矛盾结局，显然又令太史公无法为其圆说，也是最让读者迷惑之处。或许这也是司马迁干脆对其细节不予记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则应从此谜局中看到刘邦与雍齿之间存有某种难以诉说的隐情，深入探索并求解其中的疑点，对于正确认识刘邦及汉初政治格局抑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本书“丰沛情” 一节）。
话说回来，“汉初丰沛集团”在隐瞒了“魏人周市围丰”事件真相后，刘邦做出不杀雍齿的选择也是十分为难的。这等于在众将士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副难解的枷锁。
欲知底里，不妨看看在开国创业中，沛公是如何又一次受到无法回避的危急对自己心灵的摧残的。或许世上真有“因果报应”，事隔不久，刘邦自己在战场上，竟阴差阳错地也遇到了一次可比同“魏人围丰” 恐怖的严重事件。
那是汉四年初（公元前203 年）发生在荥阳前线，楚汉双方激烈争斗时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由于楚军对汉军久攻不下，穷凶极恶的楚军在阵前摆出一口盛满开水的大锅，下面燃着熊熊烈火，他们将虏来的刘邦老父绑缚在阵前高高的瞭望台上。只见项羽高声威胁刘邦说：“今不急下（投降），吾烹乃翁。”
面对如此突发的恐怖危机，刘邦没有失去理智，拔剑而起，去与项羽去拼个你死我活，更没有屈服接受项羽罢兵的条件。而是以异乎寻常的镇静，坚定巧妙地与气急败坏的项羽周旋。情急之下，他仍能据理针对项羽的弱点，以带有嘲弄的口气回复楚军道：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意思是说﹕我父亲就是你父亲，若你愿意烹杀你父亲的话，请也分我点汤喝。对于刘邦坚不可摧的意志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回话，项王气急败坏，欲杀太公。项伯亦劝项羽曰：
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
于是，项羽气愤之余顿时冷静下来，便未杀太公。就这样，刘邦压倒了霸王的气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以上见《项羽本纪》）。
在此次严重危机中，刘太公及刘邦妻子也毫不屈服，可见沛公一家为汉家大业已完全舍弃了小我。他们也以坚贞不屈的态度示威于三军，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斗志。在这里，沛公冷静成功处理恐怖事件的思路和方法，无疑为后世做出了典范（参见本书第一章：“谈不上忠、孝二字” 一节）。
可以相信，当刘邦突遇这一事变后，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发生在“丰邑”的“周市围丰事件”。 自然，举义之初义军的背景与荥阳大战时的汉军已是无法同日而语。当年驻丰军民势单力薄，面对强敌又必须立即决断。所以，雍齿和刘太公等才做出了别无二法的诈降选择。
只是事后刘邦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容忍，即便似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又如何面对老父及家乡亲朋的求情呢？作为统帅，沛公真是难啊！即便贵为天子，也有本难念的经。
荥阳战役发生的一切对刘邦身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应该是促成刘邦下定决心，于最终又封雍齿为侯的重要原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