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彼伏。
在对比中，我们往往会有耐人寻味的发现。为对比科学，以下数据均取自2003年度及同一发布机构。
———《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家产407亿美元的微软帝国创始人比尔·盖茨再次摘得首富桂冠。前100位顶级富豪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2003年《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靠房地产（或涉及房地产）掘金的竟占了6人。房地产无疑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
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在工业化进程前期及中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房地产业的花样年华。其地产富豪是否也随之“盛产”一时？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J。B。德龙在他的论文《攫财大亨》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事实：1900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22位。其中靠修建铁路或为修建铁路融资发财的14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仅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五。1957年，美国共有亿万富翁16位，其中靠铝业及石油开采加工发财的8位，而靠房地产业致富的仍是1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第四。1996年，由于股市的极度繁荣，亿万富翁猛增到132位（个人财产在10亿美元以上），电子、软件、金融等成为诞生富豪的领头产业，靠房地产业致富的勉强上升至4位，房地产业在致富领域中排名退后至并列第八。很显然，100年间，美国因房地产业一夜暴富者在同时代富豪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0％，而这100年的前50年，正是美国房地产业的鼎盛期。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高速城市化造成的供求失衡及地产与垄断权力的暧昧关联，诸多因素共同扩张所形成的巨大的财富空间与当今中国人情急气躁、快速致富的渴望一拍即合。于是乎，房地产超级富豪的神话一再上演。
“企业家”是近些年让许多中国新生代富豪们心驰神往的头衔。但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千百年来，“商人”一词在中国经济生活领域从来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称谓。古有著名的“晋商”、“徽商”，今有“浙商”、“粤商”等等。事实上，在现代汉语中，“商人”一词早已悄然衍变为从事工、商、建筑、中介等各种商品经济活动经营者的总称。这一衍变透射出古往今来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生态链中极特殊的地位。
至今，在中国企业界仍存在着是“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两种经营思路的激烈冲撞。所谓“技工贸”，就是一家企业以不断的技术完善作为自身进步的关键追求，以精于制造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底，以触须灵敏的贸易最终实现企业的市场价值，其结果集中体现为企业产品性价比的日臻提高。“贸工技”与前者的主要不同显然在于相关要素排序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仅仅是排序的量的变化，很大意义上反映了企业对自身发展立足点认知上的本质性差异。几年前，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500强企业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百年名企之所以基业常青，缘于其将技术进步视作指路明灯，对商品生产精益求精的永恒理念，“技工贸”可以说是它们普遍的生存法典。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另一番景象。“联想变局”可能是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事件。
1984年秋，柳传志揣着中科院的20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漫漫创业之旅。第一线曙光来自倪光南的“联想汉卡”。作为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和联想公司的首席工程师，倪光南在此后的3年时间主持开发了8种型号、3种版本的“联想汉卡”，形成了一整套功能齐全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公司因联想汉卡而得名，并掘得宝贵的第一桶金，“技工贸”的企业成长战略也由此确立。转折出现在1995年。由于所谓“负债持股”追查上报引发的激烈冲突，技术痴汉倪光南被“清理”出公司大门。1996年，柳传志第一次明确地将提倡了10年的“技工贸”战略换成了“贸工技”。柳声称，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自强发展不是有骨气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后发展的国家，要利用手中的市场优势，外国公司想卖产品吗？我帮你卖；我这里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加工；然后我再学技术，从实用技术到自主开发，这样就过来了，我们的技术也是最符合市场的了。”
据说，柳传志最终皈依“贸工技”，还缘于刻骨铭心的受骗经历。1985年初，公司刚创立3个月，20万元启动资金就被一名自称是江西省妇联工作人员的女人骗走了14万元。柳传志暗暗认定，在中国，你如果不懂市场、不会做生意，企业注定搞不大。
作为年销售额达300多亿元、中国IT产业领军企业的联想集团，其战略思维的“贸易化变局”，曾掀起企业界、理论界长达数年的激辩，其激辩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联想现象”。的确，长期浸淫于计划时代、产品经济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尊重市场的价值是巨大的进步，同时如“联想”一般选择贸易作为自身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策略也算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当“营销为王”甚嚣尘上，“会做生意”被祭为无数企业的唯一利器，玩概念、讲“故事”变成津津乐道的时尚之时，我们的忧虑就不能不油然而生。
无疑，温州人同样是靠会做生意起家的。甚至在浙江这个中国经济的明星省份，除温州之外最为人称道的“义乌奇迹”、“台州奇迹”等也几乎无一不是靠会做生意“卖”出来的。许多温州老板对技术进步索然寡味，理由之一正是“反正货总能迅速脱手，怎么容易赚钱怎么来”。
以机巧为旗，以善变为本，凭所谓的抢抓机遇赢天下，浮躁之气必定会弥漫我们的胸腔。
患上浮躁综合症的显然不仅仅是企业。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中国GDP增幅达9。1％，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总量相当于1。4万亿美元。2004年一季度，中国号经济快车再度提速，GDP增幅上升到了9。8％。但我们恐怕笑不起来。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警告说，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为此消耗原油2。5亿吨、煤炭15亿吨、钢铁2。6亿吨、水泥8。2亿吨，竟分别约为全球消费量的7。4％、30％、25％和50％。这一对比让世界吃惊，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忧虑。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高歌猛进的背后是低层次的投资拉动，而这种投资拉动很大程度上缘于各地行政机构不计成本、不顾回报的投资冲动。
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成熟的状况下，各级政府事实上仍不容挑战地高居引领经济走向的主导地位。这些年，我们已经听说过太多因地方政府执著的GDP偏好而带来的近乎疯狂的形象工程热潮。由于这种热潮的极度普遍，我们只能从制度安排上寻找根源。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在2004年4月一篇题为“中国经济过热，地方政府火上浇油”的述评中展示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中国资本开支正在迅速失控。北京越是竭力劝说地方政府不要把钱浪费在又一条多余的高速公路或另一座不必要的城市广场上，地方政府似乎就越是不愿那样做。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节制地浪费资本追求速度，是因为奖励制度扭曲：评判业绩看的是增长率，而不是创造这个增长的过程中使用了多少资本。
从这样的视角考察各地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飞涨，答案将清澈见底。有数据显示，房地产业是中国近10年来发展最快、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GDP的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其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包括直接贡献率和所拉动的关联贡献率，2003年是2。5个百分点，2004年预计为3个百分点。即在全国GDP假定平均增长8％这样一个宏观数字内，房地产的贡献率将高达30％。全国如此，在许多沿海城市更是炙手可热。没有哪位官员甘愿舍弃这块巨大的蛋糕，飞涨飞涨，还是飞涨。
当改革开放走过了20多个年头，脚下已是一地辉煌，中国人自然有足够的理由开始盘点更辉煌的未来。三五年内让英、法、德靠边，15年超过日本，2050年时美国恐怕也不在话下。这一切，想想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东方巨龙已昏睡百年，该是腾飞的时候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