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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分散化，一卖了之。这种模式在北京等地普遍存在，这样的村庄集体和农户家庭也非常富裕，并可持续。
我在浙江调查，有一个村被征地时不要任何补偿款，但要求政府每征10亩地，要无偿返还3亩。这个村现在很富裕，村里用土地来修停车场、市场、超市出租，修廉租房给农民工，养老院修得像是五星级宾馆。这个村子的孩子读书都是免费的，甚至到国外留学也是免费，还有看病也是免费。显然，农民在争取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的各种实践，更比学者设计的方案高明多了。 。。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4）
这些创新对于我们安排土地制度都是很有帮助的，农民知道怎么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最了解自己的情况，重要的是要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去做。农民怎么去做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很多学者都以为自己是上帝，以为学者、政府对农民的感情，比农民对农民、对农民集体感情还好，我觉得这是自以为是了。
我的主张和建议
我对农民非常有信心。在吸收农民实践创新和学界讨论的基础上，我的主张和建议是必须坚持几个原则：
第一，地主唯一性原则。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唯一主体，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应当由村民集体（唯一地主）依法决定，70％以上集体成员签字同意才能有效。第二，同地同权原则。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第三，地权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多功能原则，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和私人财产，土地还要承担粮食安全、公益事业、生态、社会稳定、村民自治等功能。第四，农*体性原则。农村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和意见，农民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不能将农民排除在外。第五，耕者有其田原则。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为扩大农民和农民集体地权，我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不论是国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都必须遵守农地农用规划，不得随意“农转非”。但农民可以在农地农用上有更多的选择，如稻田可以养鱼，或在鱼池边建猪舍养猪等等。
第二部分：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农转非”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农民工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政府是公平交易的维护者。
第三部分：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这是为了避免各地为GDP和财政收入开展土地征收和土地价格大战。“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第四部分：地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比如说土地登记和确认制度、估价制度，对每一片土地，在网络、报刊上公开，今后买卖要按照公开的价格进行交易，防止*和内部交易。还有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对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什么是搞农业的，什么是今后农转非的，还有城市里什么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都要进行规划和编制，哪一块是今年农转非，哪一块是明年农转非的，都要进行编制。
土地新政下的制度建设（5）
第五部分：土地经营社保制度。我主张建立土地经营银行，农民可以把自己所有权不超过20％的部分到国家银行进行抵押。农民“集体”建立土地信用社或合作社，可以接受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的抵押。土地经营有了收益，要为农民建立每一个社会保障账户，将土地收益打到每个农民的社会保障账户上，国家给农民的社会保障资金也要放到这个账户里。今后农民进入城市里，也要把他们的社保转到城市里来，当农村的社保收入和城市的社保收入基本相等时，才能够城乡一体化。
现场提问：我有一个媒体朋友曾经在湖南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发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很多老人给将来的养老提供的备用手段就是一瓶农药，就是说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很多。为什么这些人会老无所养？农民将来的养老怎么保障？
李昌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1985年开始在乡里当党委书记，我亲眼目睹到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孝顺，很多老人被边缘化，住在很破的房子里，老人在农村过得很孤苦。但在上世纪80年代情况不是这样，那时有村集体，集体每年拿出钱来照顾老人。后来村集体逐步解体，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逐步下降，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出来打工，靠打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个时候农村的风气也不像过去了，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三年前，我在自己村里做过一个试验，成立一个老年发展基金会。每个老年人出二千块钱，年轻人可以找基金会贷款，第一年是27万的规模，第二年我放了10万块钱进去，发展到83万，今年的规模是110万。去年每个老人分了581块钱的利息收入、年终红包。今年老年发展基金会拿出了一笔钱平整土地，租给年轻人，有了一定的收益，估计今年的分配收益会比去年高一些。老年基金会贷款建设一个市场，会有进地费，老人就可以在这当中分到一些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这就带来了一些变化，老人生病了就会有人去看，死了也会有人去送花圈。年轻人需要钱，可以找老年发展基金会贷款，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老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老人也活得有劲了。我也非常感动，尽管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对村庄的改变很大，没有这样的金融工具，新农村的规划就不会这么快。
我觉得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我们今天有很多办法可以去做。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中国有15亿的老人，一人发一万块钱，才15万亿人民币，而我们今年的财政收入估计要突破7万亿了。加上土地收益、国有企业收益，中央财政可以动用的财力至少是10万亿上，我们完全有能力给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一万块钱，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中央这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财富的公共支出要均等化，非常好。把这些问题提到研究的层面，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场提问：我是80后的大学生，我从父亲口里知道我目前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因为在90年代初我父亲把我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现在我们那个地区有趋势，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土地新政下，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未来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土地。
李昌平：你的问题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利用政策做自己的事，如果家里很有背景就可以把城镇户口转为农村户口，最后得益者往往就是有权有势的人……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买土地的，也是严格禁止城里的资本家到农村办企业的。因为农民的数量很大，在没有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之前，只允许一种流动，就是农村的人往城市里去。北京不少有权有势的人，过去是要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而今天是大面积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因为将来北京的地都可能转为建设用地，只要是农村户口，就可以分享地权收益，增加几十万的收入，这是我们法律中的漏洞。
只要扩大农民的地权，哪怕是一点点，农民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党中央这次提出要扩大农民的地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农民是一个利好的政策，但一定要认真总结90年代在土地立法、政策上的教训。扩大农民的地权一定要抓住我刚才讲的两个核心，要看是不是让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