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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当差、封爵、分府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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