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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征服察哈尔，皇太极建立大清（1）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