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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甚至借围棋术语说“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做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对其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的批示是这样的：
嘉靖：万岁，陛下（38）
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90｝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被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许多必然性。由下面一个时间表，约可看出端倪：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三月，夏言下狱。十月，夏言被杀。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进徐阶为礼部尚书。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这个时间表，极典型地将嘉靖对政局的操盘手法表现了出来。利好、利空，买进、卖出，垃圾股、绩优股、潜力股……一目了然。该抛盘时，毫不留情；该拉升时，手法凌厉；看涨时已为将来出货做好准备，并预先选下替代品种。夏言刚被杀，严嵩刚失去对手并坐稳了首辅的位子，嘉靖马上着手为严嵩培养对立面，甚至提拔轨迹都如出一辙———第二年，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四年从礼部尚书过渡到内阁，完全是当年夏言、严嵩升迁路线的再版。毫无疑问，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阶的出现，就意味着嘉靖已经为严嵩安排好了后事。
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内，都不曾预见到严嵩这只“强势股”坚挺了如此之久。他太会炒作自己，不断对嘉靖构成新的“题材发现”，不断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让嘉靖这样一位喜新厌旧、酷爱“短线作战”的玩家，始终难以割舍。直到严嵩罢相后，嘉靖犹意惹情牵，下令群臣有关严嵩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起波澜。｛91｝嘉靖之于严嵩，一直不能摆脱特殊的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严嵩的恭顺、称职，无人可比，对此，嘉靖发自内心地喜爱。但另一面，禀性、嗅觉和对权力本质的独到解读，则使他实在不能放松警觉，即便对严嵩一百个称心，他也还是会去挖其墙脚、掺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销蚀严嵩影响的力量———徐阶的价值即在于此。他一面做出“浸厌”严嵩、“渐亲徐阶”的姿态，鼓励后者对严嵩发起挑战，一面又在徐阶指使同党频频攻击严嵩的情形下，对严嵩表示宽容，“不问”、“慰留”。嘉靖希望在这鹬与蚌之争中间，独自得利。
嘉靖机关算尽，却未能使势态尽如己愿。因为任何事情总有惯性，到一定时候，必然无法控制。徐阶由挑战严嵩的鼓励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实际上超出了嘉靖想要的分寸，变作一种独立的能量。谈迁说：“【徐阶】阴计挠嵩权者久矣。”｛92｝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能达到目的，则不择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寿宫毁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宫。严嵩作为当家人，了解财政状况难以支持这样的工程（嘉靖多年来在这方面已花费太多），但他一时糊涂，竟提议嘉靖迁往曾经幽禁过英宗的南城斋宫，嘉靖很生气。徐阶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修建新宫，大获嘉靖欢心。在这件事上，严嵩没有愧对职守，徐阶的表现才更像一个奸臣。从此，嘉靖的天平严重倾向徐阶一边，要事基本不问严嵩。积聚在徐阶心中必欲取严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们都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严嵩发现渐渐失势时，宴请徐阶，命家人罗拜于前乞怜的举动。徐阶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从流放途中逃脱的严世蕃，潜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阶及其党羽决心不再纵虎归山，他们精心草拟起诉书，一定要置严世蕃于死地。但是，当徐阶接到诉状时，却怪声问道：“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摇头，徐阶指着诉状说：“沈、杨之案，严嵩都是依旨而办，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是暴露圣上的过失，结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边说，一边“为手削其草”———亲自动手改写诉状，删去有关沈杨之案的内容，着重叙述严世蕃收受倭寇首领汪直贿赂、听信所谓南昌有“王气”之说而建宅于兹等谋反情状。嘉靖看了诉状，震怒，“遂斩【严世蕃及其朋友】于市，籍其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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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9）
严嵩与夏言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们，同属于被嘉靖驱赶到权力这座角斗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表演的角斗士。为了生存，杀死对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无所不用其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置对方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94｝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95｝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96｝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因为要凑数，人为和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97｝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拜托地方官加以保护】”｛98｝。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朝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大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年间作家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知识分子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