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主要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乃何许人也，他能是暗弱之君吗？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
中国历史观中的“奸臣论”，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传统，是一块君主专制的遮羞布。它隐含着这种逻辑：功德皆归于君主，而一切的败坏、损失和危机，则统统要扔给一二“奸臣”，由他们去担受骂名。隆庆皇帝一上台，“议恤议谥”，用空头表彰和追赠官职，轻而易举抹去他老子当年对沈炼、杨继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个严嵩，可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炼、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说实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即由此而生。
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这样一个例子。李背负着近代史头号“卖国贼”的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权、不忠于时代和真理的所谓“清流”们，难辞其咎。当李鸿章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拒绝站到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实行改革的满清统治者———示弱讨好洋人的是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是李鸿章，似乎将李鸿章从地球上抹去，中国的危机霎时便可迎刃而解。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其实是说着漂亮废话的误国者。
嘉靖：万岁，陛下（33）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无此必要。但有一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不将严嵩之为“奸臣”的真相揭露出来，就是放跑和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
严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严嵩，一大半“功劳”要归于嘉靖。
严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他是原来就坏，还是慢慢变坏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坚持他为“权奸”的舆论之下，找到很多与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罪惟录》载有一句崇祯末年大学士黄景昉的评论：“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此话虽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场上，把严嵩的动机说成“沽誉”，但没有掩盖严嵩尊重人才这一事实。
偶也有人，涉及严嵩时有什么说什么，而不藏头露尾。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指出：“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以前极有声【声誉】，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大司成【国子监祭酒，即国立大学校长】分馔，士子至今称之。”｛74｝不单说他口碑不错，还说他确实品格正派（并非别人受蒙蔽），以致可以用“铮铮”形容。
这个朱国桢，原来也极憎恶严嵩：“分宜之恶，谭【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严嵩老家，当地人一直对他抱有好感，几十年过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县隶属袁州府】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75｝
严嵩在故乡的好名声，朱国桢是“问而亲得之”。略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76｝
这些残存的消息，隐约透露出严嵩做人有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奸臣”，也是从比较正派慢慢走向邪恶的。朱国桢认为，这变化的分界线，发生在严嵩任礼部尚书（大宗伯）前后。我们可以做一番查证，有无线索支持他这看法。
严嵩在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编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职，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一读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他结束读书生活，重返政坛。他的学问和文才很好，可能因这缘故，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截至此时，严嵩的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77｝沈德符所谓“为德于乡甚厚”，可以代表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变，发生于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这似乎是正常升迁，连攻击他的人，也不曾就这次升迁说过对他不利的话。不过，正是这正常的升迁，也许成就了他，也许毁掉了他。第一，他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离皇帝越来越近，以前不会碰到的事，现在要经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现在不得不打，有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嘉靖是怎样一个人，离他近了会怎样、应当怎样，可想而知。第二，严嵩这个“右侍郎”，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礼部，前面早已讲过，嘉靖的威权是由主抓意识形态而来，六部之中，他一直特别重视相当于宣传主管部门的礼部，他所重用的好几个人，席书、夏言，都是从礼部起家，现在，严嵩也被安排到礼部，这个官怎么当或能怎么当，不言而喻。
不论是有意往上爬，还是只求稳妥，小心侍候，礼部右侍郎严嵩都必须开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种做人风格。此时，朝中的整个风气已被歌功颂德所笼罩，严嵩很聪明，他不至于搞不清楚“正确立场”是什么。上任不久，嘉靖交给他一项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献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差毕，需要递交工作报告。严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这样写道：
嘉靖：万岁，陛下（34）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78｝
无非虚构了一些嘉靖特别喜爱的“祥瑞”，说：举行仪式时，雨收天晴；新立的石碑，当初开采之时就有群鹳翔护，由汉江运输途中，河水突然变得丰沛……不必说，这些想象很不精彩，甚而可说平庸，严嵩写时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敷衍之感。没想到，嘉靖读了居然“大悦”（他实在太爱听好听的话，哪怕一望而知是虚妄的）。就冲这几句，他决定好好“培养”严嵩，先把他从右侍郎提为左侍郎，很快，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夏言成为大学士，严嵩同时被调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
到任一年多，严嵩就受到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当记得那个“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的丰坊所发起的献皇帝“称宗”的提案，此建议深获嘉靖之心，随即交付礼部集议。其实嘉靖主意已定，让礼部讨论、拿出意见，不过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如果严嵩知趣，他只应该有一种意见：坚决拥护。可是，此时的严嵩，显然不曾修炼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书呆子脾性没有尽去。他在礼部主持讨论后，这样向嘉靖汇报：
臣等仰恩圣训，远揆【审度】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79｝
这句话的口气很清楚，严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他用回避明确表示反对，而颇费苦心地以“不敢妄议”婉转加以搪塞，但意思还是不赞同，理由是：在历史和经典上找不到依据。当严嵩说出这番话时，他跟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