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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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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未能得逞,朱厚照悻悻之余,并不急于回銮。他索性在昌平御马房住下,然后转通州、南海子,足足玩了十三天才回到豹房,以迷惑群臣。此行虽然失败,不过基本目的却已达到,那便是侦察火力。借这次试探,朱厚照搞清楚了偷渡出关的主要障碍在哪里,也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牛刀小试之下,仅隔十天,即八月二十三日,朱厚照再次行动。路线完全相同,出德胜门,赴居庸关,不过,行动细节却做出若干重要的调整。首先,动身时间提前,趁张钦等尚未察觉,“夜出德胜门,潜越【偷出】居庸”{129}。其次,一旦得手,当即派太监谷大用接管居庸关,令“无纵出者”{130},务必在此阻止任何试图追还圣驾的大臣。这两招棋果然奏效,朱厚照就此冲出北京,扬长而去,开始其“东方堂·吉诃德”的荣耀之旅,直至三年后走到人生尽头。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37)
这位“东方堂·吉诃德”,将自己的“诞生地”选在宣府。对此他早有预谋。据《罪惟录》记载,早在一年多前亦即正德十一年二三月间,他就已经决定“作离宫于宣府,备临幸”{131}。现在,这座由江彬督建、被他称为“家里”{132}的府第已然告竣,冲出北京群臣的封锁、一身戎服、焕然一新的他,兴高采烈地入住,并将其命名为“镇国府”。这名称意味着,一个当世头号英雄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镇国府主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厚照以敕书的形式将这项任命正式通知吏部,并且给“朱寿”颁发了印信,明确指出“朱寿”的行政待遇是“支禄米五千石”{133}。
  生活在公元1517年前后的中国明朝官僚,显然无缘拜读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因此对眼前遇到的离奇一幕无从理解,张皇失措。当接到皇上旨意,“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承六师,出边攻守”时,完全不知如何应对。首辅梁储唯有哭谏道:“是【这是】以臣名君,死不奉诏。”意谓,我只效忠皇帝本人,对这种以臣子取代君主的命令,杀了我也不敢服从。但朱厚照并不需要朝臣认可,那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他不仅继续坚持用“朱寿”的封号与职务,又特意“造镇国公牙牌【派司】、诰劵【委任状】”。在“朱寿”与“堂·吉诃德”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区别只有这一项:后者的骑士、贵族身份完全出于僭盗,是不合法的,而前者虽然同属捏造,但每一个头衔都货真价实、绝对合法。就此论,“西班牙原装堂·吉诃德”比之于“东方堂·吉诃德”,自有甘拜下风之处。
  “东方堂·吉诃德”在宣府安顿下来不久,便迫不及待出马,去建功立业了。
  明朝虽为满清所灭,但其二百来年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时间仍来自旧敌蒙古人。自从朱元璋把元顺帝撵回大漠之后,这个曾经创建横跨欧亚大陆、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重新变做“马背上的民族”,东游西窜,除了放牧,便以骚扰、劫掠为生,不复有稳定的政权和疆域。他们似乎变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于传统的骑兵战斗力依然很强,完全可以胜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每次行动打了就跑,抢了就知足,从来不曾显示出对明朝有“收复失地”的壮志。有时,蒙古人明明可以轻松拿下北京,却让人很费解地收手不为,自行遁去。特别是正统年间的“土木之变”(1449年),英宗朱祁镇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随即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被围,完全是孤城,哪怕围而不打,也势难坚持;结果,瓦剌军队却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财物的要求,被拒绝后,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兴味索然,于城外大肆掳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后,更将英宗白白放归,并不以为奇货可居———其无“大志”,一至如斯!
  以为经江彬一番培训而于兵戎之事已然学成,且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线四处寻找蒙古人,以便与此强敌过招,来证明一个盖世英雄的存在。令人着恼的是,蒙古骑兵完全采取“流寇主义”,刚有情报说某处发现他们的踪影,赶到时却即之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间,朱厚照率着人马从宣府赶到顺圣川西城(今河北阳原,与冀晋交界处),再向西折往大同、阳和卫(今山西阳高)等,处处扑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风景。
  十月中旬,他们终于在应州(今山西应县)一带发现大量蒙古军队。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三天与蒙古军队遭遇,但略一接触,蒙军便脱离战斗,不知去向。当时有人分析,蒙军“其众甚多,却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诫朱厚照“是诚不可忽略”,“不可轻出”{134}。这番话,显然有对症下药之意。因为朱厚照多日来寻敌无果,屡被对方溜掉,正在心痒难搔中,而蒙军则似乎有意以此挑逗于他。应州遭遇战打响之际,朱厚照还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阳和卫,得到战报,被吊了近一个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声《钓鱼》中的主人公一般,颇有“我可等到这拨儿啦”之感,哪里顾得“不可轻出”的告诫,立即率领他的太监近卫军及其首脑江彬、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火速赶来会合。在应州城外,为蒙军阻拦,“援众殊死战”,一直折腾到天色将晚,“虏稍却,诸军乃合”{135}。喘息未定,天刚亮,蒙军即来攻。朱厚照亲自督阵,与敌大战,由辰时【早间】至酉时【傍晚】,足足斗了百余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兴头上,第二天开城搦战,却发现蒙军不知何时拔寨离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恼,差人探得蒙军引兵西去,当即点起人马:“追!”好不容易在应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县)附近追上,安营扎寨,准备来日大破之,谁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刮起沙尘暴,“黑雾昼晦”,大白天什么都看不见。估计沙尘暴过去之后,蒙军又销声匿迹,而明军自身其实也被拖得疲惫不堪,追到何处是头?追上也未必打得过。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见好就收,“乃还”,同时立刻指示以大同“军区司令员”(总兵官)王勋等的名义,“以捷闻于朝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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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38)
既然称“捷”,我们不妨看看《武宗实录》所留下的一份战报:这次双方参与战斗的部队,明军调集了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人马,加上朱厚照的“太监近卫军”,总兵力约在六万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数不详,据战前情报称榆林卫发现有五万余蒙古骑兵集结,唯不知此五万之敌是否俱投入了应州之战———姑折其半,以不足三万计。如是,则双方兵力对比为2∶1。以这样我众敌寡的军力,战斗结束之后的统计是:“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亡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明军战死者超过蒙军三倍;虽然蒙军重伤人数未报,但根据这一比例,当不足二百人。尤其严重的是,《实录》随后还记有一句:“乘舆几陷。”{137}即朱厚照差点被捉。
  这是怎样一场“胜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脸“以捷闻于朝廷”。莫非他终于不曾成为朱祁镇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胜利?旁人看,也许他阿Q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这个自封的“威武大将军”,怀揣“大丈夫志在沙场”的抱负,出外闯荡,如今创下斩虏十六(且不论是否伤敌三千,损我一万)的伟业,可以衣锦荣归了。为着功归“威武大将军朱寿”,而非皇帝———朱厚照坚持区分这一点———他特命出城迎接凯旋者的大臣们,赶制并身着一种由他设计的临时礼服,称为“曳撒大帽鸾带服色”,那究竟是何奇怪款式,现在无从知晓,总之,换上这种服装,就意味着迎接者不是前来为皇帝歌功颂德,而是拜倒在“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赫赫战功之下。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六,还是新春佳节期间,北京德胜门外搭起数十座彩篷,到处彩旗招展、标语飞舞:“上【朱厚照】意【指示】具彩帐数十,彩联【旗帜和标语】数千,皆金织字【绣金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皇帝名号】。”{138}标语上写着什么呢?以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词意大抵不外乎“威武大将军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威武大将军万岁!”之类。群臣特意准备呈见的“红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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