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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9）
朱棣却有自己的应对方式，那就是阳奉阴违。他既不像朱允炆那样“中毒”颇深，对道学诚心信奉，一言一行都比照“圣王之道”；也绝不像朱厚照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圣人之言，老子就是不侍候，不学、不听、不理睬，通通给我滚一边去！朱棣的方式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手软、毫不顾忌，然而在言语上他却是比谁都正宗纯正的道学大师。说得雅致一些，这叫文过饰非，说得粗俗一些则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这实际上反映出朱棣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他不具备“仁柔”的心性，可又比较在意自己的名声，希望跻身“正派”君主行列，甚至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伟大皇帝，而不愿意与荒淫无道的坏皇帝为伍。但朱棣并不在自身矛盾的夹击中痛苦，相反他倒是追求把这种矛盾练成一种独门功夫，其情形正类乎金庸笔下那个练“左右互搏”的周伯通；干出的事，绝大部分属于地道的“小人”，说出的话，却绝大部分属于标准的“君子”———在这一点上，历来帝王似乎无出其右者。
奇怪的是，他自己对此竟然心知肚明。当皇帝后，有一次与翰林侍读胡广等人闲聊，他吐露了这样的心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185｝此语出《易》“泰（卦十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原意是讲事物应该刚柔互为表里。但朱棣之用于自况，却显然是在替他的表里不一作辩解。甚至他能想到用这句话自解，也真是让人钦佩不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夫不止他一个，但从没有哪个曾这样，做了很多坏事以后，还能找到如此漂亮的借口。
大独裁者朱棣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上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永乐七年他撰写并颁布的《圣学心法序》｛186｝里。
《圣学心法》，据说是朱棣亲自编纂的一部“采辑圣贤格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者”，专供其子孙学习之用的一本“德育教材”———这恐怕不可信，他老人家大约没这份闲工夫充当一名编辑家，而当系臣下“代劳”，却用了他的名义发表。不过，那篇序言应该是他自己捉刀，理由是文字并不高妙，观点也保持着他一贯言不由衷的特色。
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究竟搭了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
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
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外城，比喻保障】，以仁义而为干橹。陶【陶冶、化育】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君主应在道德上为人民做出表率】，故笃行躬钱【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
第二段，谈“以民为本”：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婴儿】，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第三段，谈“慎刑少杀”：
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最终而言，用刑的目的是有朝一日可以根本无须用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指态度庄重和严肃，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只要不滥用刑狱、少杀人，老百姓没有不心平气和的】，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忧伤】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
伪君子朱棣（50）
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
经【治理】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搜刮、剥削】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
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
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求取】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
“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正大光明、更高尚动听的至理嘉言吗？
可是请注意，朱棣写下这些句子时，是永乐七年五月。
那时，他早已屡兴大狱、滥杀无辜、恢复锦衣卫、任用大酷吏。
那时，征服和吞并安南已然三载，正在如填无底洞般地消耗着国家和人民的巨大财力。
那时，他已经四遣大臣、征调大量民夫在各地采木，紧锣密鼓准备再建一座京都。
那时，以“耀兵异域”、宾服四方为目的，靡费无算的郑和远航，已进行过两次（永乐三年和永乐五年），马上就要搞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
就在写下“毋贪利以徼功”这句话的当年，墨渖未干，朱棣北上抵达北京，着手调集兵马粮草，强迫数十万农民离开田地、家乡和亲人，即将发动对蒙古部落的第一次北征……
在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再去拜读《圣学心法序》的大哉煌言，能不充满作呕之感？
“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此时，复以黄泽奏折所提出的指控，与《圣学心法序》的自我标榜相对照，你无法不惊讶于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悬殊和刺目。
你心底将浮现出一个字眼———只能是这个字眼：伪君子！
十足的坏蛋，至少比十足的伪君子要好些。
至少，十足的坏蛋并不会在祸害人间的同时，还额外向世界和历史索取名誉。
【注释】
①故事大致说，杜太后病危时，召见赵匡胤，命其传位于赵匡义，再传赵廷美（赵匡胤四弟），三传赵德昭（赵匡胤子），理由是“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避免皇帝年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