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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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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易对付,脑瓜这么好使。
  整顿吏治的号召发出,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铿锵有力,非常漂亮。崇祯命韩一良当庭向众“高声朗读”,并极赞之曰:“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落实这一指示的吏部,研究后回奏:韩一良慷慨激昂的批评,应该是有依据的,他究竟在指摘谁,希望能够具体指明。意思是不能空发几句议论,就被提拔;既交代不过去,也会引起别人效尤。崇祯要的就是这句话,马上把韩一良找来,“着据实奏来”。韩嗫嚅道:“我现在不敢深言,要等到察哈尔部、辽东事平复以后才能具奏。纳贿的问题,我在奏疏中本来用词就是‘风闻’,并不知道具体人名。”崇祯脸一变,怒道:“你连一件事都不掌握,就敢写这样一份奏疏?限五天之内把情况搞明奏上。”几天后,韩一良拿一些众所周知且已查处的旧事来搪塞,崇祯一一点破,然后羞辱性地“又取一良前疏,反复展视,御音朗诵”。
  至“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读至此,击节感叹,厉声问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上固【坚持】问之。良始终以风闻对。上遂震怒,谓其以风闻塞责也。上即谕阁臣:“韩一良前后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应秋等塞责。都御史不是轻易做的,要有实功,方许实授!”刘鸿训【内阁大臣】等合词奏请:“臣不为皇上惜此官,但为皇上惜此言。”【意思是韩虽不称职,但他提出的建言还是好的】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说话!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韩一良所奏疏,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换。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
  崇祯显然一读韩疏即发现它避实就虚,欲以空文邀宠。但他先假装激赏,表示要升韩的官,下吏部议处,借以观察吏部如何处理。还好,吏部未因皇上发话就遵旨照行,给出的意见,也符合他暗中的判断。这时,崇祯便把愤世嫉俗、刻薄的一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逼韩一良非拿出真凭实据来不可,韩哪里敢?一味推托,确实很不像话。但韩是言官,不能因进言而治罪。这种情况,通常训斥一通了事,崇祯却咽不下这口气,冷嘲热讽,当众反复折辱之,让他出尽洋相;顺带儆示全体官僚集团。“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轻奏?”“岂有纸上说一说,便与他一个都御史?”这两句话就是说给所有士大夫听的,因为像韩一良这么做官的,比比皆是。
  使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袁崇焕身上。
  崇祯即位不久,接受暂摄兵部事的吕纯如建议,让袁崇焕复出,支撑辽东局面。
   。。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5)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袁崇焕赴任陛见,崇祯询以平辽方略:“建部【建部,即建州女真,明廷以建州泛指后金诸部】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话说得很清楚,“具实奏来”。
  崇祯是个认真的人,要求臣下讲真话,不喜欢弄虚作假。
  袁崇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这么答复崇祯:
  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计五年而建州可平、全辽可复矣。
  因前已特地强调“具实奏来”,崇祯便认定这是袁崇焕周详考量之后拟出的计划,十分高兴。
  他的确很细心,很认真,把袁崇焕的承诺重复了一遍,也说出自己的许诺:“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中间稍事休息,给事中许誉卿借这机会,赶紧找到袁崇焕,请教他“五年方略”究竟怎么回事。袁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聊慰圣心耳。”许当即指出:“当今皇上非常精明,岂可浪对?将来按期责功,你怎么办?”
  甫闻此语,袁崇焕“怃然自失”。
  过了一会儿,召对继续。袁崇焕马上设法补救。一面替自己留下后路,暗示建州问题积聚四十年,由来已久,“此局原不易结”;一面提出一系列条件,要求“事事应手”,凡钱粮、武器装备的供应,人事任用乃至不能以朝中意见纷然而干扰平辽方略等,都请崇祯给予有力支持。
  袁崇焕陈述之时,“上起立”,一动不动地站着,“伫听者久之”———可想见多么专注、认真。最后留下这么一句:“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包含的意思也是非常明白:你平复辽东的方案我都听清楚了,我的态度也很清楚———全力支持。
  袁崇焕后来被杀,是大冤案,不必置疑。不过,赴任陛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对崇祯虚与委蛇,也是事实。
  除所谓“五年平辽”的方略属于想当然、“聊慰圣心”的漂亮话,更不应该的是,袁崇焕内心其实早就认明“辽不可复”。以当时朝廷和军队的朽烂,击败清人平定辽东,根本是天方夜谭。辽东问题最好的局面,不过是以军事手段为辅,以“羁縻之策”为主,“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维持一种均衡,把事情拖下去。
  袁崇焕请求王象乾出任宣大总督,作为他的西翼,抵挡蒙古察哈尔部,即因王象乾在上述基本策略上与自己观点完全一致。
  崇祯召见时,王象乾所谈主张即八个字:“从容笼络,抚亦可成。”到任后,采取的行动也“专任插酋【对蒙古察哈尔部的蔑称,“插”与“察”音同】抚赏事宜”。当时察哈尔部落看准了明廷这种心理,乐得利用,大占便宜。其与中国贸易,各以马匹、纺织品交换。察哈尔人将马分为三等。他们把母马系在山上,饥饿的马驹能够一跃而上者,为第一等,留下自用;登到半途倒地者,第二等,杀而食之;根本跑不动几步的,为第三等,卖与中国。而王象乾明知如此,照样做亏本买卖,目的是收买、安抚。但没有用。“未几,插酋内犯入大同,杀戮极惨,抚终不可成,而浪掷金钱数十万。”{179}
  其实换了谁主持辽东、宣大事务,也都只能照袁崇焕、王象乾的法子办理。京城朝中诸公可以高谈阔论,发表激越的爱国演说,真正面对现实,却除了委曲求全、含辱忍让,不能再做别的。国家羸弱如此,腐败如此,何谈外却强敌?此时明朝的情形,跟19世纪末清朝的情形很相似,袁崇焕、王象乾的处境,跟奕*9、李鸿章的处境也很相似。
  袁崇焕可算个一极端例子。他在召对时说点假话,吹点牛皮,既非成心想骗崇祯,亦非借此替自己捞点什么,是只能这样与万岁爷周旋。归根结底,这不有损于他为国尽忠的实干家本色。
  但话也要分两面说。连袁崇焕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皇上玩虚的,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崇祯的境遇可想而知。设若他一而再,再而三发现,朝中其实没有一个人肯于或认为值得跟他讲真话,个个袍服底下都藏着掖着,他,还能够信任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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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46)
崇祯时期政界还有一大问题:逆案虽定,党祸后遗症却相当严重。一批官员失势了,另一批得势;得势的抱成团,为其所排挤者则愤愤不平。宗派主义成为朝中主旋律。跟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同,崇祯年间的门户之争,有时并不见得有何大是大非,只为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
  崇祯元年十一月的“枚卜之争”,即是为抢夺内阁阁员位子发生的激战。几位主角,钱谦益与温体仁、周延儒,在士林中声望有好有差,但这件事本身却纯粹是权力斗争,并不关乎正邪,钱谦益入阁,不代表正义战胜邪恶,温、周得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左右朝政把它引往黑暗。双方只为了权位归属,争讼于御前。这令崇祯感到,大臣心中只有门户和宗派利益,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他对此不胜烦恼。抱着这种心理,在钱、温双方对质时,崇祯内心先是情绪化地对人多势众的钱谦益一方更为反感,最后支持了温体仁、周延儒。
  温、周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明史·奸臣传》共列八大奸臣,此二人即在其中。不过,钱谦益就很正派吗?《三垣笔记》载一事,说清兵南下,钱谦益北上迎降,留在家中的柳隐(柳如是)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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