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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还是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两个月后才和国民政府武汉守军接触。这时的国军已经早有准备，精心组织的武汉会战长达4个月，以伤亡22万人的代价，消灭了10多万日军，并且顺利地从武汉转运出大量重要物资，使日军占领的武汉成为一座空城。但黄河掘堤，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250万人因此陷入洪水之中，广阔肥沃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89万人死于非命。当年的《中央日报》也曾报道说：“洪水猛溢，尸漂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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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4）
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这里依然是遍地积水污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部队当天晚上就开始过黄泛区了。但到第二天天亮，部队才走了10多里。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刘邓大军南征部队正在通过黄泛区
黄泛区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偶尔会看到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太阳出来了，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味扑鼻而来。最要命的是这些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一脚下去，深粘难拔，前脚走后脚陷，越使劲陷得越深，一不小心跌进了河水里，再站起来，浑身都是污泥，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工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增大着地面积，这样就不会沉下去了，慢慢地再爬出来。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
原六纵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旅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士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门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弄出来。这时，旅长李德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士们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疼把它扔在了那里，一个炮手抚摸着这门炮呜呜地哭了。李德生肯定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共产党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对像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充满感情，打仗时，只要炮兵一上来，部队的情绪立即就调动起来了。打扫战场时，都抢着要重火炮，甚至为争一门火炮，有些部队还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抢炮。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准备工作时，也曾有纵队领导提出，大别山山大路小，行动困难，不如把这些相当笨重的重型火炮集中起来留在华北根据地，将来打大歼灭战时再调归前方。但他们看到大别山军用地图上，纵横交错着不少公路，认为缴获的这批重火炮不易，还是带上的好。实际上这些重武器基本上都在大别山损失了。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过黄泛区的情景时说：
走了一夜，行程过四十华里。其中三十多里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红军时期三过草地，还能见到青草，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46页。
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是二纵六旅政委。他是湖北大悟人，10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党员之间联系的交通员。13岁入党，14岁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红十五军团宣传科长时；他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一起；编创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以后几十年里，这首歌经过不断地修改，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首著名歌曲，至今还在部队传唱，可谓影响深远。刘华清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他既当过军事干部，指挥过重大战役战斗，也当过政工干部，是解放军里军政素质俱佳的优秀人才。1947年8月，他也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黄泛区（5）
从炸花园口算起，快10年了，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淤泥无际，浅处及膝，深处及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一宽达20公里左右的地带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被淹的民房屋脊和掠空而过的野鸟，真是悲惨凄凉。
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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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值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但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72—173页。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作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信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时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我们部队里大部分都是太行山人。他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