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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实行土改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土改，各个纵队还抽出干部、战士1000至2000人组成工作组，参加地方工作。另外，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准备进行土改工作。
南下干部和部队抽出的工作组，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
但是，大别山的情况和华北解放区有着天壤之别。蒋介石这时已经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仅岳西县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被杀害100多人，区长李单堂牺牲后还被敌人割下头，挂在县城“示众”。乡长储协才的12岁的儿子也被敌人活活捅死。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华北解放区一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组，他回忆说：
部队开到浠水县马家寨，上面来了命令，每个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干部为主，就地成立区政府，进行土改。旅里就把我抽了出来，由团里一个姓王的供给处长带着，一共47人，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成立了浠水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设在朱店。其实我们也根本没办法去朱店，因为到处是敌人呀，大部队走了，把我们留下来，敌人又回过头来搞我们。我们就找了当地裁缝，每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装，军装也不穿了。敌人到处追我们，我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分田。这里是老根据地，上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们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还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萝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说实话，除了第三个，前两个我们也要。所以，有时不但地主、富农反对我们，有时甚至贫农也和国民党走到一起了。我们白天给老乡分田，插上牌子，晚上我们一走，分到田的贫农就跑到地主家里求情：“大爷，大叔，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就还给你。”分地主家的浮财时也是这样，家具什么的，老乡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分浮财，他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搜出一点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滚哭着耍赖，说自己也是贫农。地主站在一边不吭声。可等我们一走，他就放出风来：“拿我一斗粮食，将来还我十斗！”我们的根据地没巩固，敌强我弱，到处都是敌人，老乡哪里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别山的土改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大别山的实际形势，机械地照搬老根据地的做法，贫民团和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斗地主，结果事与愿违，过早地分了地主、富农的浮财和粮食，分散了社会物资，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因为情况不熟，除了少数是积极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人参加土改工作，不但没打击到真正的地主，反而伤害了贫雇农。在镇压恶霸地主时，有的地方又扩大了打击面，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抓人杀人的问题，犯了“左”的错误。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是工作组成员，他回忆说：
打土豪，分浮财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不起来，消息也不灵，走到一个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里东西多，就认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财都分了。有时做得比较过火，斗争地主时，也有打骂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梁上，问他：“你家有金子银子没有？有武器没有？藏在哪里？”不说就打。通过这些方法，确实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把藏在草垛里、埋在地下的浮财、枪支都交出来的。但有时打击面也大了，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来收拾。有一次到一个村庄，有一家院子很大，看着就像是地主，但他们家里人跑光了，留下一个给地主干活的，我们也把人家当成了地主，他说他不是地主，我们还认为他不老实，把他捆了一两天，打了一顿，营里教导员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这才把他放了。
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人民武装
李子英当年是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组织股长，代理麻城一区区长，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山腰，看见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偷偷地观察他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人形迹可疑，是敌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过来，问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枪，住在哪里。他说：“我不是土匪，也没有枪！”战士们认为他在说谎，上去把他捆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土匪，枪就埋在我家里！”李子英他们就带着他回到村里，一到家里，他抱着他妈的腿就哭了：“妈，我不能活了，我给红军招了，我是土匪，枪在咱家里埋着。”战士们让他找枪，他在屋里团团转，磨蹭了大半天，也没找出枪。七连副连长认为他不老实，一把把他推到门外，李子英还没反应过来，副连长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团副团长汇报了这事，副团长就让他写了张报告，大意是说：“查匪XX，就地正法！”贴在了村子里。李子英至今还很后悔：“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有老乡就偷偷地给我讲‘你们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坏随便杀人，对周围的老百姓影响都很坏’。”
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工作组的环境日趋恶劣，地主阶级展开反扑，“小保队”四处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工作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小保队”几百人冲到了麻城木子店区政府，工作组边打边退，冲出了重围，但还是有几个文工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几个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还有的被割了生殖器，挂在树上示众。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顽手里，更是受尽了污辱，被强奸后，又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有的被卖给地主恶霸当小老婆。
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