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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下马威（6）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再想开小差的主意，跑也跑不掉。部队住下后，干部还要看好宿营地的地形，看看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容易跑走，放哨兵时就要重点放在那里。行军时，如果是五点起床，干部四点就要出来看看人少了没少，连长看见排长就会问：“你们排怎么样，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营里干部遇到连里干部，也要先问问他这个。
在大别山，许多北方来的战士不喜欢大米，要吃面条，也不愿意喝稀饭。因为解放战士中很多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大米，到大别山也容易适应，他们这时反过来给老根据地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了，还给他们讲，稀饭有营养，我生病了，一喝稀饭就好了，不信你也试试。有时还真管用。
在根据地打仗，开小差的战士实际上也很少。如果开小差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有权把你关两天禁闭，这个权力也不是上级给的，是慢慢形成的，然后要开个会，批评教育一下，再做做思想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开小差不是一件光彩事，大多数战士对开小差的都很反感，有的开小差没跑掉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战士们一听说，上去就打，连队干部挡都挡不住，特别是对那些刚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一般都要编入部队，因为放回去了，害怕国民党军再把他们抓回去补充部队。我们就经常教育战士们，对那些开小差的，不能打骂，要靠批评教育。
大别山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开小差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点。我是第二批进大别山的。那时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山西的，我带两三个人到山西历城，让地方政府动员那些开小差的战士回队。凡是开小差的，地方政府都有名单，我们找到了###十人，还有一些新兵和南下干部，然后统一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大约是在1947年11月开始走，到12月底到大别山，把这些人都交给了团里。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下马威（7）
这种苦，刘邓首长也早就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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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1）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9页。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国民党地主武装杀起人来没有什么约束，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