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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十几分钟后，史蒂夫坐到了沙发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当然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这一举动让哀伤的氛围更浓了。不过，坐下的确能够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发，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开app听音乐、在youtube上看视频，甚至用手指画画儿。“ipad比笔记本电脑更好用。”他自豪地说。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与之前的发布会一样，此次发布会目标明确：邀请观众通过ipad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异常简单方便的操作让ipad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这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鲍勃伊戈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伊戈尔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皮克斯2006年被卖给迪士尼后，史蒂夫就成为迪士尼董事会成员，为迪士尼出谋划策，但不会威胁到迪士尼的发展。史蒂夫和伊戈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请他加入苹果董事会，但由于存在委托关系，伊戈尔无法加入。正因为与史蒂夫友谊深厚，伊戈尔还拒绝了谢尔盖布林（sergeybrin）、拉里佩奇（larry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的邀请，没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诉我他会嫉妒。”伊戈尔笑着说。其实考虑到苹果和谷歌的关系不太好，史蒂夫应该不仅仅是嫉妒，而是不愿意伊戈尔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术前，伊戈尔和史蒂夫每周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时也会见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纳度假村，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后我们一起散步，随意地聊天，他会试着说服我白菠萝比黄菠萝好。然后，我们坐在长凳上，聊聊音乐，聊聊世界，我告诉他迪士尼将在夏威夷建一座造价9亿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想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9亿美元，迪士尼将进军夏威夷，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说，‘把拉奈岛买下来吧。’（拉奈岛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岛，后来拉里埃里森买下了这座岛。）他觉得迪士尼应该在岛上建一个主题乐园，用迪士尼专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岛上。这个主意完全不切实际。”
大部分时候，伊戈尔和史蒂夫会在班伯克见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总部开董事会的时候。虽然伊戈尔不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在史蒂夫去世后，他才成为董事），史蒂夫依然会咨询他关于公司发展的建议，每次他来库比蒂诺，史蒂夫都会带他参观艾维的设计实验室。“我们会站在白板前一起头脑风暴，”伊戈尔回忆道，“我们会聊收购计划，还聊过联手收购雅虎。”迪士尼召开董事会前，史蒂夫其实已经从伊戈尔处了解到了公司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伊戈尔说，“并没有事前计划过，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么建议，董事会通常都会采纳。”
董事会也不是每条建议都会采纳，但史蒂夫依然会有礼有节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反对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公司从公开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一举动通常是为了向投资者表明管理层对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会上，史蒂夫强烈反对股票回购，但公司还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伊戈尔觉得董事会不会支持他花重金建造两艘游轮。史蒂夫强烈建议伊戈尔设法获取董事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轮。“如果这生意能赚钱，”史蒂夫说，“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给别人使用呢？”于是迪士尼自己造了两艘游轮。
史蒂夫对迪士尼的零售业务帮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权给第三方经营，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经营权。零售业务负责人第一次向董事会提交管理计划时，坐在伊戈尔边上的史蒂夫开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负责人汇报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声音大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伊戈尔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让他保持克制。汇报结束后，史蒂夫问了那位负责人两个问题：“客户进门后，你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店铺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人哑口无言，”伊戈尔回忆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之后，史蒂夫建议伊戈尔立刻炒掉那个人，但伊戈尔并没有这么做。“史蒂夫总是很快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这是不对的，”伊戈尔说，“我觉得这是史蒂夫的缺点。我会告诉他，‘我还没对这个人做出判断，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完全不对。’有时候他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我的判断是对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早就告诉你是这样了’。”
几周后，伊戈尔带着那位零售业务负责人和他的团队来到库比蒂诺，与史蒂夫和苹果的零售业务负责人罗恩约翰逊一起头脑风暴。“他没有重新设计我们的店铺，”伊戈尔说，“也没有插手店铺的事，但他腾出一整天时间，帮我们想出了店铺的主题：这将是你孩子一天中最美好的二三十分钟。”
第97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4）（）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差了，只能通过电话参加董事会。但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还是会去班伯克参会，与伊戈尔见面交流。2010年的一个晚上，伊戈尔和妻子在自己家与史蒂夫和劳伦共进晚餐时，他突然意识到史蒂夫真的快要离开人世了。“我们都知道他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都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也不愿意相信或说出来，”伊戈尔回忆道，“但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史蒂夫那晚开始敬酒，他说，‘我们俩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不是吗？我们救了迪士尼，救了皮克斯。’他认为成为迪士尼的一部分让皮克斯获得了新生，迪士尼显然也变得比以前更棒了。他哭了，我们各自的妻子也没有忍住眼泪。我们的对话就好像在说：‘天哪，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太棒了，太不可思议了！’”
在苹果，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库埃回忆道，“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在吃吗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积极参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场营销、设计和产品发布，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正常运作。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寻找继任、思考后史蒂夫时代，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
史蒂夫和前耶鲁商学院教授祖尔波多尼（joelpodolny）共同创建了苹果大学，专门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皮克斯大学为员工提供的主要是创造艺术类课程，而苹果大学是为了让未来的公司领导层回顾、解析公司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逆向还原史蒂夫的决策过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把史蒂夫的审美和营销方法论传承下去。“史蒂夫非常在意事情的缘由，”库克说，“为什么要做出某个决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做完一件事，但后来他会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和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创建苹果大学，去培训下一代领袖，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了解我们做了哪些愚蠢或伟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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