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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讪讪道：“日本的痛痛病就是由镉中毒引起的。”随即，却又据理力争，“这与那家电器公司无关，与当地政府圾关。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污染和工人健康！”
我郁闷得要死，除了埋怨自己的同胞不争气，实在是无语可语，只能暗暗发誓：坚决不买任何日本产品！
但无论怎样，在这种不断的辩论和谅解中，我对日本人也渐渐改变了看法。生活毕竟还要继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有其可取可恶之处。应该坚持的东西仍要坚持，可是无谓的、盲目的仇日或仇华情绪，应该还是可以避免的。
和田中先生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办事极其认真，严格遵守规矩，计划性强，有种拼命向前的精神，严肃中透着几分杀气，有时几乎达到苛刻的地步。让我奇怪的是，很多日籍上司，对自己的同胞非常苛刻，反而对中国员工比较宽容。
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他的苛刻，无论是陪他出席没完没了的大小会议还是完成他交待的任务，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几乎不出差错。
渐渐地，田中先生也越来越信任我了。
每年的九月份，厂方都会跟所有员工签订一次合同，合同期为一年。合同只有一份，由厂方保管。无意间看过普通工人的合同，合同内容与现实存在有很大差别。并签订合同工人只需签名就可以了，对于内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对于普工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他们没有与厂方谈判的底气，只能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
暗自庆幸，我终于脱离普工的行列。职员级别的合同虽然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最起码工资要高得多。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工资远远大于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条件再苛刻，也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更何况，现实社会中，有法都可以不依，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更是等同于一张废纸。
2005年9月初，我领到做行政助理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即7月份工资。底新2500元，加班60个小时：
每天工资：2500（元）÷30（天）≈83（元／天）；
每小时工资：83。3（元／天）÷8（小时）≈10。4（元／小时）；
每小时加班工资：10。4※1。5＝15。6（元）；
60小时加班工资：15。6（元）※60（小时）＝936（元）。
6月份总工资：2500元（底薪）＋936元（加班费）＋50元（全勤奖）＋50元（绩效奖）－75元（社保）＝3461元。
所有办公室职员加班超过60个小时一律算义务加班，开会和培训一律不算加班。想想心理真是不平氏衡，即便日本人和中国人做同样的职位，日本人的工资是中国人的20－30倍。不但如此，日本人一年能拿到14－18个月工资的工资，还经常以加班费名义多发钱。但对我们中国员工却如此苛刻，连我们的血汗钱要压榨。
本来加班费这项己让我们吃尽了亏。更让我们吃亏的是，社保也要来分一杯羹。
深圳这边稍微正规的公司都要办理养老保险，以前只知道社保要扣钱，别的都不懂，现在彻底懂了，心里更加郁闷。养老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医疗保险。对于养老保险，理论上我是赞同的。但用在我们这些外来打工者身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养老保险的宗旨是为了最终的老有所养，在深圳这个95％以上为外来人员的城市里，我们购买养老保险的唯一目的就是将来离开深圳时可以退保。但我们真的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每个月要从工资中扣除75元，公司还要替我们交125元。万一那天离开这个厂了，就会有一笔钱压在这个养老保险上。即使是厂方很厚道地帮我们办了退保手续，跑来跑去花了时间和精力不说，退保也只能拿到九十多块钱。也就是说，每个月交了二百多元的养老保险，有一百多元不知道哪里去了。
第229章（）
能拿到退保金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走得匆忙，再加上极本不懂养老保险这回事，连一分钱都没得退呢，想想真不划算。据说在深圳有一千多万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再怎么省吃俭用也存不了几个字。我们辛苦打工几年，就指望离开这座不属于我们的城市时，退保可以拿到几千块钱回老家呢。现在单位招工，哪个不是只要20岁左右的年轻人啊。又有几个人能在这个城市里连续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养老保险呢？
何况，在这15年间，若有失业，便只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个失业的人，连吃穿住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保金呢？再说了，这国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等几十年退休后，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说得准呢？
但无论如何，拿到这笔钱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比我以前几个月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我将2000元寄回家，并买了一个手机。当我在电话里将连续两次升职并加薪的消息告诉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哭起来，连声说：“海鸥再不愁学费了，海鸥再不愁学费了。”
虽然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攒够海鸥的学费也是我最急于实现的理想。但妈妈连问都没问我过得好不好，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无人倾诉的。我原以为，现在是行政助理了，职位比做普工时高了许多，应该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虽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术大楼，但他们却都对我敬而远之。开始我很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看田中先生对我这么好，都认为我己经是田中的人了，这让我很是郁闷。
所以，虽然我年轻漂亮，虽然我聪明勤奋，但没有一个人追我，这让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时间扑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属于国家法定假期，照例没有假放，虽然很多人非常想趁这个团圆之夜和亲朋好友聚聚。这个愿意虽然简单，也只能是奢望。普工们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只是晚饭时，每人分到了两只廉价的月饼。
紧跟而来的“十一”国庆节倒是有两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秩序，厂里早就发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将九月底最后一个个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来，所谓“十一”的两天法定假期事实上变成了两个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变成了1：2。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都这么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劳资关系紧张是深圳很多工厂的通病，这与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实际上是“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赚的是一点“人工钱”，也就就是靠压低工资及恶劣的劳动条件睐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特别是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文化及习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难管理好中国员工。有些聪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权力下放给一个指定的中国主管，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那个被指定的中国主管，大多会借机大权独揽，并做出损公肥私的事，让企业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弄得一团糟，还要日本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大多数日本上司紧握权利不放，凡事亲力亲为，这样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国员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紧张，劳资关系一触即发。
虽然日本人相互之间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但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宽容的。可是，劳资矛盾还时常不可避免地发生。
日资厂的管理中，一直渗透着一些传统的陋习，别说是脚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还要连连认错。对他们来说，上级打下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他们还把这种陋习带到了中国。
主管技术部的日籍职员吉永副总经理，平时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任谁都想象不出他会打骂员工，并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术二部日籍经理小林因为一时疏忽，导致设计图纸上出现了一个微小错误，不过在进入正式生产程序前，他及时纠正过来，并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后果。
田中得知后，没有理会小林，而是站到比他还高半头的吉永面前，当着办公室全体职员的面，二话不说，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两个大嘴巴，并大声训斥他。吉永没有任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