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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苻坚和王猛在主动寻找一种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保持军事的高压，一方面却要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妥协甚至是被同化。民族之间的斗争，不论是以少对多（如以『色』列以及中国历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还是以多对少（如俄罗斯对车臣），军事优势是一切的前提，民族的同化和被同化，双方或多方文化的认同，都是在军事压迫下进行的，这虽然看上去不美，却接近历史与现实的真实。
在“游牧业vs农业”时代，少数游牧民族用军事优势和文化上的主动妥协，可以形成民族融合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证明；在“农业vs工业”时代，早期的工业文明用坚船利炮和政治文明也有殖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现当代，在很多地方，在军事上、文化上都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却反而有了一种“非对称”的优势。他们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对付貌似强大的对手，后工业时代的高度文明，包括物质与文化，甚至包括“军事文明”，在攻击之下体现出了很大的脆弱『性』。“9·11”、阿富汗以及车臣等一系列种族民族冲突，也就是享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向着对立而不是认同的方向发展。
也许要再过几个世纪，人类才能对眼下的对立和冲突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探险家、军人、传教士以及商人开创了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后来是国家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持续发展了全球化，国际组织、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也加入这个过程中。要建立超越种族、民族认同的国家认同，在东西方都有实践，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思考有无远弗界的能力，而作为人或人群其行为都有局限，有历史的局限，有文化的局限，有经济的局限。
苻坚对鲜卑贵族采取了一体宽大的政策，包括祸国殃民的慕容评，当然祸的是燕国而不是秦国。慕容垂把慕容评比作商纣王手下的『奸』臣恶来，请求苻坚除掉他，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有超越一国一朝的共同价值，也就有共同的公敌。
苻坚没有甄别自己的敌人和天下公敌。对自己曾经的对手可以宽恕，对天下公敌不能宽恕，这是儒家处理敌我矛盾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天下公敌，不论把他当敌人来宽恕，还是当成对付其他敌人的同盟者，这都不是符合“道”的。
司马光认为，苻坚在崛起之后又迅速沉沦，“由不得其道故也”。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甚至无助。
第57章 北方统一乎？（）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南御秦兵，皆不胜，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库仁者，卫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与秦兵战于石子岭，库仁大败。什翼犍病，不能自将，乃帅诸部奔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什翼犍复渡漠南。闻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还云中。
公元4世纪70年代，是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公元373年，桓温死掉了；公元375年，王猛也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若干年。新的江湖是苻坚的，是谢安的，是慕容垂的。
桓温临死，希望朝廷给他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比如什么“加九锡”之类，他的政敌谢安、王彪之故意拖着，就是不满足他临终的心愿，这叫做多错多得罪人多，桓温这个官场异类在大家都看好他会造反的期待中，还是以晋臣的身份死去了。谢安、王彪之等当权后，并没有清洗桓氏家族，桓温的兄弟子侄做官的做官、带兵的带兵，政治上仍然受到信任。这不是一种制度安排，是谢安个人为政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搞“肃反”是晋朝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这倒和今天有点类似，和谐为上，稳定是尊。
其实在专制体制下，和谐和肃杀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王猛病重时，秦王苻坚亲自为之祈祷，见庙坛就磕头，山神河神财神都是俺的神，统统祭拜，王猛生前死后享受了最高规格的政治待遇。
一个朝代一个企业，草创时期和成熟、烂熟时期的氛围是不一样的。草创时期有生气，烂熟时期有腐气，有生气则不拘一格，有腐气则步步雷池，教条僵化，特愿意把精力放在典章礼仪方面，讲究个没完。
公元376年，苻坚灭了前凉张氏政权。前凉政权名义上历八主计六十年，如果从张轨出任刺史实际控制了凉州算起，应该历九主共计七十六年。在十六国中，前凉居然享国最久。
灭前凉以后，苻坚利用代国的内『乱』，对代国发动了战争。代国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是后来南北朝时期北朝之北魏（386—557）的前身，所以没有算在五胡十六国之列。
当时代国的君主是拓跋什翼犍，胡人不像汉人那么独裁独霸，拓跋什翼犍把代国分了一半给弟弟拓跋孤。拓跋孤死，儿子拓跋斤继之，但是拓跋斤“失职怨望”，群众关系不好。拓跋什翼犍遭到苻坚攻击，大败复大病，此时世子拓跋寔已死，拓跋寔的儿子拓跋珪尚幼，拓跋斤忽悠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比世子拓跋寔多了个“君”，这么命名会让我们后人读史很辛苦）杀了什翼犍的其他儿子，顺便弑了自己病中的老爹拓跋什翼犍。这种内部的绞杀一旦启动，杀人者就有了魔『性』，“扩大化”就绝对难免。
代国内『乱』，本已环侍的秦兵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干涉别国内政。苻坚把拓跋寔君和拓跋斤押到长安车裂之，拓跋珪跟着母亲跑到了舅舅贺讷那里。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此人别有传奇，以后再说他。
前秦帝国（氐族）对鲜卑之燕国和代国只能算是一种表层化的武力征服，连有效的军事占领都恐怕算不上。对农业文明实施有效的军事占领，就可以让其臣服，对于汉人来说，不要看人口众多，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因为他们经济上依附于小块土地即可，很难像游牧民那样因为生存、生产的需要而自然组织化，自私、胆怯、缺乏组织化就让汉人族群成为特别适合专制存在的肥沃土壤，“投资环境”这边独好！
被氐人武力征服的鲜卑人，不论慕容部（燕）还是拓跋部（代），内部都是绝对高度自治的，掺不了沙子，也挖不了墙脚。头领臣服你，但他的下属只忠心于本族的头领，这和汉人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汉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头领，不论是保甲制还是居委会，都很难让他们有自治的能力和习惯。
苻坚把拓跋部分为两部，氐人只能利用拓跋部内部的矛盾实施表面的统一和治理。苻坚所统一的北方内部是松散的，钢筋是钢筋，沙石是沙石，没有凝固统一为真正的混凝土。后世评论苻坚，多诟病其对鲜卑人过于宽容，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面对汉文化成熟的南方，北方又汉人居多，苻坚战略思路肯定是“让胡人们先融合起来”。后来的蒙古人也是这个思路，把国人分为四等，让人数最多的汉人做下等人。建立坚强的核心没有错，有了核心再同化和被同化就能达成稳定的统治，再后来的满族人就是成功的案例。满人其实也是把国人分为若干等，在汉人之上的是蒙古人，他们和蒙古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苻坚的大思路不能说有错，只是『操』作层面有问题，未待混凝土固化即让其承受压力，发动对南方的战争，结果自己先崩盘了。
第58章 北府兵兴起（）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
初，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应在谢安之右，而安入掌机权，愔优游散地，常愤邑形于辞『色』，由是与谢氏有隙。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众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未尝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
东晋时代是皇族与士族共和的时代，标准的说法是门阀政治，也就是皇权不能独大，有大士族在其间平衡之。这种格局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甚至更早到司马越和王衍的合作，皇帝专制和门阀政治表面形态有所不同，但本质都是专制政治。区别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