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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路上不安全，我不放心你走。”
“明天就是五一，到处都是宪兵，是不大安全。”
“那我就暂住一晚。”
王一平住下后，大约下半夜一两点钟，在一阵急促撞门声中，住在正房的那个特务带着几个反动军警持枪冲进来，肆意搜查翻检，抄去了一些文稿，把他俩押到北平军警督察处。北平军警督察处所在地，就是现今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那个大院。刘家语和王一平被分别关在两间相对的小房里。
第二日上午，又有一个人被押送到刘家语的牢房里。这人一进来就大骂：“我操国民党的老祖宗，凭什么抓老子？奶奶个熊的！……”
“你就歇歇吧！”刘家语不耐烦地说。
“小同志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是在街上撒传单时被捉到的。”那个人见刘家语答话了赶紧接上问。
“什么叫小同志？我在家里正睡着觉，不知为什么就被告抓来了。”家语小心地道。
“小老弟，大哥我是在撒传单时被抓的，我们革命党人不是好惹的，别怕。”
“我不是什么革命党人，只是一个学生。”刘家语轻松地道。
“那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不会是抢劫吧！”那人急不可待地问道。
刘家语看他举止反常，很可能是个扯“红旗”耍苦肉计骗供的家伙，就冷冷地说：“我是北大学生，从山东来北平念书的，夜里莫名其妙被抓进来，是什么案子我也不知道。”
接着，不管这个家伙怎么表演，家语再不理睬。到了下午，这个人被叫出去了。
夜里，开始提审刘家语。坐堂审问的人就是与刘家语住在一个公寓里的那个特务。特务问道：“你叫什么名子？家住何处？来北平干什么？”
“我叫刘希景，山东荣成人，来北平上大学的。”
“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特务气喘吁吁地问道。
“不知道？”刘家语轻轻松松地地回答。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天天半夜三更同一些人搞什么明堂？”
“我们只是学生，在一起做作业和讨论学习上的事，这也是犯法吗？”
“那我们是捉错人了？北平城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抓？偏偏捉你们？”
“我怎么会知道？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会捉错人？！在这个大逮捕之时，就是大风刮进这个大院人的都够判上几年的，你能没事？”
“我们是清白的，不信你们查好了。”
“谈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这有一个人只偷了人家一只鸡，由于不谈白，结果被告判了十年；另外一个偷了人家三头牛，由于态度端正，交待的好，被当场放了。现路有两条，你看着办吧！”特务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对不起！没偷鸡，更没偷牛，你叫我交什么呀！”刘家语轻松地对答着。
“你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要是是的，就说了吧，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是有儿有女之人，不会害你的！你要是真不说的话，那才是自己害你自己呐！”特务虚情假意地说道。
“我真的不知什么叫共产党，我只是一个学生。”
“你不是共产党？可你的朋友都是共产党，杨彩、魏东明都进来了，都招供了，杨彩是领导你的，你说不说都一样。”特务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至此，刘家语一听他说的不对头，心里更有底了：这个家伙什么情况也没掌握，玩的是诈供那一套。于是一口咬定：“我只是学生，你们真是抓错人了。”
特务把眼一瞪地大声说：“你是学生，为什么写那些文章？老实交待！”
刘家语心平气和地道：“这一是个人爱好，二是赚取稿费好上学。”
“你写的文章宣传共产党。”特务声嘶力竭地说道。
“我写的是小说，讲的是爱国。”刘家语心平气和地答道。
“现给你一天考虑的时间，下一次再不说真话的话，小心皮肉受苦！”特务说着向一边牢头，“把这个小家伙送到号子里，要严加看管。”
“是！”牢头把刘家语带回牢房。
第二次审问刘家语的，是个胶东口音的年龄较大的法官。似乎很讲究旧社会《六法全书》的那一套形式，语气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特务装腔作势，吆三喝四。他先咳嗽一声：“你叫什么名子？多大岁数？籍贯、住址是哪里？”
刘家语仍坚持说：“我是山东的穷学生，来北平借读大学，喜欢文艺，写点儿小说稿赚钱吃饭，与王一平是好朋友，他来找我家玩，被一同抓进来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捉别人？”
“他们可能是看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有说有笑，影响了他们的休息吧！”
“这个……”法官不大相信地说，“这个不会是理由吧！”
“现在的这些暴发户和当点官的，又有几个是低调做人的？看穷光蛋就想捣鼓人家！”也是山东胶东口音书记员说道。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家语从这两个老乡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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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7章 胜利曙光（）
第027章 胜利曙光
这个法官问了好几堂，刘家语一再重复地对答这些话。他后来竟对家语说：“你这个青年，写什么不好，非写什么小说呀？要好好地学点儿法律，有朝一日咱们祖籍胶东蓬莱的吴佩孚吴大帅，重新得势，我们胶东人跟上他就有希望了……”
王一平关在刘家语对面的牢房里，通过各自门上的小圆洞可以相互看到。家语每次过堂回来，都要找机会给他摆摆手表示没事，攥攥拳头寄意要有信心。
一平同志很坚强，也很机敏。在被审讯时，他也没有暴露二人的政治身份，而且对刘家语编《泡沫》、《浪花》的事也未讲一个字。只说刘家语在北平靠写文章糊口念书，他是刘家语的同乡同学常有交往。
于是，二人说的一致，使敌人抓不到把柄。押了十几天过了几次堂后，他们就叫刘家语和王一平找保释放。要刘家语找保的还是那个法官。他还一再解释为什么要取保，怎么取保。刘家语说：“我是个穷学生，只身来北平，朋友很少，哪里去找保！我无罪被捕，要不你们就放人，要不你们还押着。”
这个法官出主意说：“你在山东会馆住过，那里头有人可以保你吧？”
刘家语一想会馆里看大门、烧水的老张头，也不例外地是地下同志，就说：“会馆里看大门的老张头，同我很谈得来，这个人可能愿保，那你们得先把王一平放了，让他出去找老张头商量。也许，他这个老头能保我出去的。”
这个法官双眼一亮：“好，我就先放了王一平，让他找老张头保你俩。说真话，我要不是同你二人是老乡，才懒得操这份心呐！”
就这样，王一平先出去找老张，开了一张盖有山东会馆戳子的保单，二人得以获释。
这次刘家语所以能够脱险，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反动当局没有抓到什么证据，特别是没有发觉他和《泡沫》、《浪花》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以过关了。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三十一年之后，这次被捕却成了刘家语很大的麻烦。
一九六七年，又是五一节前后，造反派在北京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标语，重新提起这桩旧案。王一平同志因此也受到牵连。因为查刘家语这段历史问题，刘家语受到造反派不知多少次审问和批判，历时两年之久。他们跑了大半个中国，据说花了数万元的路费。当年看押和审讯家语的警察、法官都被找到了。
调查中，有人以“立功赎罪”为诱饵，示意这几个当时还被管制的人出具家语“叛变”的证明。这几个国民党警察、法官说，他们在旧社会犯了罪，在新社会不能再嫁祸于人犯新罪，都证明刘家语“口未吐实”。
从军警督察处出狱后，党组织通知刘家语已不适宜继续在北平工作，准备转移到外地去。刘家语另外换了个住处，隐蔽起来等候分配。从这时到八月离开北平，党组织还交给刘家语一项任务。那是六月底，党的交通员通知刘家语：第二天上午在公主坟街口有人同你接头，并详细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刘家语于次日按时前往，照事先的约定，家语左手肘部搭着一件长衫，右手拿着一本卷起来的报纸。接头的李雪峰同志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