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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孙中山的革命勇气极为赞赏。正如《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言：“五万块大洋，死还是活？这是清朝『政府』愿意为抓捕孙中山博士支付的价格。”
1904年9月，重回伦敦的孙中山在接受《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的宣传革命之路的危险和艰辛：
我一直在清朝『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工作。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开展工作有多么艰难。当我经过美国华盛顿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通告在美所有华人，禁止他们与兴中会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他们响应我，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都将被逮捕入狱，并被砍头，他们的财产将被充公。
这个实例说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梁诚曾留学美国）原本不会做出这样一种野蛮的行为，除非他想通过谄媚清朝『政府』以保住其大使职位。
孙中山在与《每日纪事报》记者进行对话时，向世界宣告反清革命成功的必然：
“我无需多谈这些暴政。但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即满族人目前只有不到500万人，而汉人则有不少于4亿。”
“这么说，革命将很容易了？”
孙中山笑了。“一旦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说，“它将是物质力量的运动，将把这群腐朽的官员清扫出这个国家。即便是对亚洲事务的认识最为浅薄的人都知道，所有麻烦的根本，是满洲『政府』的虚弱和腐败。”
通过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人早已对清『政府』的腐败有着深刻的印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印象因为英国海军少将、议员查尔斯·贝里斯福德勋爵的中国之行而进一步加深。1899年6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了这位勋爵对清廷腐败程度的评论：
清朝『政府』官员几乎普遍都很腐败。各省的各级官员的俸禄很低。他们就任前经常不得不支出大笔贿赂。他们从银行或亲友处借入这笔钱。结果是，为了偿还这笔债，他们在职期间尽一切可能去搜刮金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为保留自己的职位而行贿，并且要为退休后的生活打算，因而需要搜刮更多的金钱。事实上，除非他们被降职，他们通常会成功地敛财。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其税收程序上的漏洞。
至于军队，每个省份、每支军队在薪水、食物和服装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体制。在有些军队，士兵要自己支付吃穿花费。也有些军队，士兵能领到军饷和服装。这件事完全取决于军队统帅。因为军队统帅们与各省官员一样，俸禄很低，他们要在领兵期间榨取大笔金钱。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问了其中一位军官他麾下有多少士兵。他告诉我有一万人。而我能确定他麾下只有八百人。他的做法在中国很普遍。他只有八百人，却以一万人的数目去要军饷。如果上面要检阅他的军队，他就以很低的价钱雇佣苦力临时充数。检阅官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已经被打点好了，因而会向上汇报说“军容很好”。
清朝官员私吞救灾款的丑行，也被西方媒体记录在案。1892年9月4日，《纽约时报》以《中国狡猾的伎俩》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救灾官员私吞外国人捐助的救灾款和救灾物资的恶行。文章写道：
两年前，海河泛滥，淹没了周围村庄……导致数千人死亡以及数百万美元财产的损失。外国人捐助了大笔资金和必需品，并送到了中国，以减轻不幸的中国人的痛苦。这些大批捐助物资送达之后，很多熟悉腐败的清廷官员的伎俩的外国居民抗议将这些慈善捐助交由官员们分发，他们的建议将这些物资交给一个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再由他们分发给可怜的、不幸的灾民。他们认为这是更合适、更安全的办法。
在接受《每日纪事报》采访时，孙中山曾从地理和阶级属『性』上分析革命的可能『性』。他说，在地理概念上，中国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部分，南方人更易于接受革命理念，“因此，南方将首先响应革命的号召”；在类似阶级概念上，中国人可分为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调动的农民以及准备接受革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报纸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革命工具。1905年3月20日，澳大利亚《莫丘利报》刊登的一篇报道引述孙中山的话说：“目前，我们的首要武器是报纸。在世界各地，我们有大约20家报纸致力于宣传我们的主张。其次是教育。仅日本就有3000名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赞成改变。再者，我们在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代表（agents，亦有间谍的意思），他们致力于教育民众，让他们为大起义（thegeneraluprising）作好准备。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将有10万可用之人，可能更多。”
正是通过报纸的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他不仅争取到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舆论支持，更争取到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金支持，以及国内各省许多军界人士的支持。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孙中山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募集革命资金，其一是直接向海外华人资本家募集资金，其二是以海外华人资本家的资产以及革命『政府』的信用作为抵押向西方银行进行贷款。《纽约时报》刊登的一封孙中山于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前写给某位纽约银行家的书信提到：
至于海外华商担保贷款事宜，曼谷的一家银行和三家碾米厂、新加坡的一些商人、马来西亚的三位矿主愿意提供担保。他们的资产总共约计2000万美元，或400万英镑。为了确保我们的成功，我们需要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贷款以完善我们的组织，使我们有能力在第一次起义即控制住至少两个富裕的省份。在获得此立足点之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然后，我们将有能力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借贷更多资金，以进一步推动并完成我们的革命。
为了减轻这位银行家的顾虑，孙中山在写给他的另一封书信中，提到了清国新军中革命队伍的发展情况：
在长江以南，清国的新军多数在革命者的指挥之下，士兵也多是革命者。在首义中，长江边将有4个师会倒向我们这一边。武昌和南京具有强烈的亲革命（pro…revolution）的倾向。我们已经与他们达成谅解，只要革命军在华南得到一个立足之地，他们马上就会加入进来。
北京周边的7个师都是前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创。自从他被贬职之后，这些军队对北京『政府』的忠心已经大大减少。虽然我们与他们并未达成谅解，我们十分相信，他们不会为清『政府』而战。时机成熟时，满洲里的一个由倾向革命的将军指挥的师将与我们合作对抗清『政府』。
你知道，新军共有12个师。现在已有5个师准备支持革命，只要开局顺利，其他7个师将在事实上保持中立。
至于海军，尽管迄今为止并未作出任何安排，但是，如果革命资金充裕的话，谅解可以轻易达成。清国海军只有4艘在役巡洋舰，最大的一艘只有4000吨，其余的只有2000吨和900吨，而且很多军官和士兵都是革命者。
第63章 军事奇才袁世凯（）
除了孙中山，另一个不得不提及的人物是袁世凯。关于在推翻大清王朝、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功劳孰大孰小的问题，学界乃至民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无论此二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孙与袁都以自己的方式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二人的贡献是缺一不可且无法彼此取代的。孙中山的贡献主要在对海内外国民——包括军队——的革命教化以及基于此教化的革命组织工作上，而袁世凯所作的贡献则相对具体。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前文提到过的袁甲三即是袁世凯的叔祖，其养父袁保庆与淮军统领吴长庆交情甚好。他充分地利用这些关系，成就了自己的政治与军事事业。23岁时，他即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
1895年，在步军统领荣禄、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提携下，时任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进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天津训练新军。两年后，他被擢升为直隶按察使。1898年9月，在光绪帝擢升他为侍郎候补之后没过几天，他背叛了皇帝，倒向慈禧与荣禄一边。他因此而声名狼藉，却也因此而青云直上。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命荣禄主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1898年12月7日，荣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