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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阅视皇后册宝”之后，即“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勒奕劻为副使，持节奉册宝诣皇后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
当日申刻（7～9点），两宫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上（同治帝）礼服诣慈宁门行礼。礼成。御太和殿受贺”。完成这个仪式之后，“遣惇亲王奕誴为正使、贝子载容为副使，持节诣皇后邸，行奉迎礼，作乐宣制如仪。”也就是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寅刻至申刻之间，奕劻的迎亲副使之职被载容替代了。
辛普森发给《每日新闻》的特稿（10月17日发出的那一篇）详细描述了同治皇帝册立皇后仪式的盛况。文章开篇如此写道：
北京的街道尘土飞扬。新娘府（thebridesfoo，即皇后邸）通向皇宫的路线已经选定。这条路线的主路已经压平，并铺上了厚厚一层黄『色』——皇帝独享之『色』——的新沙。在大婚前一周的每天破晓之后，沿着整条路送贺礼的人马络绎不绝。据说，这些嫁妆是中国各地呈送的礼物。这些礼物被送到皇宫之中未来皇后将要居住的宫殿之内。
这些礼物多种多样，大件的有柜子，小件的有玉碟、酒杯、花瓶等，也有诸如椅子、洗脸盆等日常用具，以及各种以黄金和白银制成的物什。小巧而精致的礼物摆放在黄『色』台子上，被仔细地保护着。礼物都被裹以丝绸质地的黄『色』及红『色』的条幅。
为了一睹这些奇珍异宝的真颜，北京城的百姓每天早晨都蜂拥而出，沿这条送礼之路的两侧驻足观望。不过，看热闹的百姓并非每次都能得偿心愿。有一日，因为运送的礼物异常贵重，押送者破晓前就将礼物送到了皇宫。有人向这篇文章的作者解释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礼物被北京的盗匪抢走。
这些礼物包括皇帝赐予皇后的“大征礼”。根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版的《钦定大清会典》的记载，清朝皇帝大婚之前，要遵循两道下聘礼的程序：先行择吉日行“纳采礼”；在大婚的前一日再行“大征礼”。
我们无从得知同治帝所行“纳采礼”及“大征礼”的具体情况，但可以参照有关顺治帝大婚的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14岁的少年皇帝大婚，“前期择吉行纳采礼马十匹、鞍辔具甲胄十副、段百匹、金茶筩一具、银盆一具。前期一日行大征礼黄金二百两、白金万两、金茶筩一具、银筩二具、金银盆各一具、段千匹、布二千匹、马二十匹、鞍辔具驮甲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
除了看各式奇珍异宝，北京城的百姓还被另一件事情吸引着，那就是负责抬皇后所乘花轿的轿夫们的演练：
宫廷轿夫能够平稳地扛抬花轿，并且能够快速地换肩换手。有传言说，为了检验轿夫的稳定『性』，花轿中会置放一个盛满水的花瓶。轿夫要确保花瓶中的水在扛抬过程中不溢出来。每次当有人喊花轿要过来了，百姓都会『潮』涌而至，但经常都是空欢喜一场，因为轿夫的『操』练总是在百姓不注意的时候进行。
在大婚之日，凡是与这条送礼之路——连接“皇后邸”与皇宫之间的道路——相连的其他街道或空地，都树立起了竹架子，而后，又在竹架上覆盖上蓝布帘子和席子，以阻挡百姓们的视线。文章作者曾询问其中缘故，结果被告知，主管大婚仪式的机构——礼部——不想让百姓看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事情。
根据辛普森的记录，在15日早上，迎接皇后的花轿队伍离开皇宫。“领头的是一位蒙古王公，蒙古首领们的服装格外华美。醇亲王（princetun）与一位凌（或林）姓（ling）官员主持着整个仪式。蒙古王公手上捧着象征着皇帝无上权力的如意，这可能被理解为皇帝亲临，给予这个仪式以最高尊严”。
紧随蒙古王公之后的，是三十匹装饰以黄金和黄『色』饰品的白马，其后是五颜六『色』的彩旗和“非常高的绣有龙凤图案的三重伞”，以及圆形、方形和心形的大扇子，还有“顶部是金瓜状的长杆”。
辛普森写道，排在这支迎亲队伍末端的是帝王华盖，“它有些像佛教所用之伞，也属于三重伞的一种”。紧随其后的就是皇后新娘的花轿。花轿之主体由黄『色』丝绸制成，轿顶为金『色』，形状与皇冠相近。花轿被装饰以龙凤图案。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十分欣赏花轿的装饰风格。他写道：“（花轿）没有饰以粗俗的珍珠和黄金，相反，其装饰无法再简单和朴素了。”
在对仪仗队元素构成的描述上，《每日新闻》的另一篇未署名的报道——也可能是辛普森所写——有些许的不同。1872年12月14日出版的《便士画报》引述了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
仪仗队队伍不是很长，但他们的服装都很华丽。首先出现的是一位骑马的亲王；然后是48匹白『色』小马，领队者身着猩红『色』外套；一组乐队，成员身穿猩红外套，没有演奏；32面旗帜，48把扇子（又大又圆的东西），2把黑伞，2把白伞，6把黄伞，6把红伞，2把蓝伞，2把绣了图案的黄伞，192盏灯笼（所有这些东西都由身穿猩红『色』服装的人拿着）；醇亲王骑在马上，看上去很英俊，他身旁是四人抬的轿子；然后是新娘的金黄『色』花轿，由16名轿夫扛抬，都身着猩红『色』外套，还有16名随时准备换肩的轿夫；其后是骑马的官吏，大约有100人，都身穿华服，步行官吏大约有200人。
如与《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作一对照，则可发现西方记者对仪仗队诸元素的描写接近真实。不过，他们提到的仪仗队中的“花轿”、“伞”、“扇”、“彩旗”等物，皆属皇后仪驾之设备，在《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中都有专词特指：
“花轿”被称为“凤舆”；“扇”被称为“凤扇”，既有圆形的“龙凤扇”，也有非圆形的“鸾凤扇”，“有明黄红二『色』”。“金瓜”则有两种，依瓜之形状不同而分别为“卧瓜”和“立瓜”，皆雕木为之；“彩旗”则被称为“凤旗”，缎质，有五种颜『色』。而文中所谓的“帝王华盖”或各式“三重伞”，应该是皇后仪驾中的“九凤曲盖”、“九凤伞”或“花伞”。无论是“凤伞”还是“凤扇”，其高度皆一丈有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凤舆”。根据《舆卫》的记载：“皇后仪驾凤舆，木质，髤以明黄，通高七尺，穹盖二重，高一尺五寸五分，上为八角，各饰金凤……升以十六人。幨销金凤，四柱四周绘金凤，坐具绣彩凤，倚同抚式，皆绣金凤”。
蹲守鸦片馆
根据辛普森的报道，清廷曾给驻京外国公使团发文，请求公使们禁止本国国民在10月15日或16日靠近迎亲仪仗队所经之路。辛普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很自然地会问，既然不让人看，那么，清宫弄如此庞大的婚礼阵势到底目的何在？”尽管如此，这位记者仍然见证了这个过程。
辛普森写道：“我有两到三个突破障碍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由某位女士发出的邀请，这位女士与公使团的某位成员有往来。这位女士有许多中国朋友，她为我在一家商店找到了一个好位置。这家商店位于仪仗队的必经之路上。”
根据辛普森的描述，这家所谓的商店其实是一家又脏又破的鸦片馆子，不过，它那不起眼的外观反倒是不错的掩护。这家鸦片馆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处，距离皇宫仪仗队将要经过的那条街道非常近。
随作者一起在这家鸦片馆蹲点的，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士，一个渴望看到皇后花轿的小女孩，以及一名充当向导的中国『妇』女。他们一行四人在15日晚上9点抵达鸦片馆。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新娘的花轿将在15日午夜11点左右离开“新娘府”，要在16日凌晨2点之前抵达皇宫。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吉时”。
辛普森对蹲守鸦片馆经历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面貌，尤其是晚清军队的纪律情况。因为前厅还在营业之中，辛普森等人不得不先在后院待着，一边喝着茶聊着天，一边看着烟客们吞云吐雾。后来，他们四人被领到了前厅。这篇文章写道：
我们经过了一间后房，里面有两到三个人躺在垫子上，正在吸这种舒缓的『药』物，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我们来到了前厅，那里非常的黑暗。窗户以木架为主体，其上覆以薄纸。以指尖在薄纸上戳一小口，就能看见外面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