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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广州城杂居，如果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的祸患恐怕将没完没了。”
然广州彼时“禁防既疏”，根本无法应对“水道益熟”且“兵械独精”的葡萄牙人。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葡萄牙人“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根据广州举人卢廷龙的记录，在1597年前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一万多人。但是，当地父母官或者心存畏惧，或者贪赃枉法，总之是毫无作为。
17世纪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让位于占领了台湾岛的荷兰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168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又收服了郑成功之子郑克爽。在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康熙帝取消了他的父亲顺治帝在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郑氏台湾经济及军事后勤实力的海禁政策。
《清实录·圣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对海禁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广东一带勘界的内阁学士席柱在向皇帝复命时的文字中记载：
席柱奏曰：臣奉命往海辰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上曰：先因海寇（指日本倭寇『骚』扰），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谋取财利之意）故也！
两个月之后，福建、广东即重开海上贸易。户部在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的奏折中说：“福建、广东新设开差（即海关），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70多年之后，乾隆因为担心外国商人威胁“内地海疆紧要”，重新采取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交易。乾隆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等：
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广州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但是，何鳌在一百多年前担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在广州的最活跃的外商。继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之后，比利时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分别在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从1731年开始，丹麦、德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等地的商船也先后抵达。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1800年，广州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达到80万，只比伦敦的人口少6。1万。
最迟在19世纪初，欧洲人已在广州创办若干份期刊，比如《广州纪事》（thecantonregister）、《广州市场行情》（thecantongeneralpricecurrent）、《英华年鉴》（theanglochinesekalendar）、《澳门纪事》（thechronicademacao）、《中国商贸指南》（thechinesemercialguide）以及《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
其中，《广州纪事》、《广州市场行情》及《英华年鉴》的出版地点都设在丹麦洋行4号（danishhong）。前两份都是周刊，年费分别为12美元和5美元。《英华年鉴》是年刊，每份售价为50美分。《中国商贸指南》的出版周期与出版地点不详，在丹麦洋行有售，每份1。5美元。《澳门纪事》则是半月刊，只有葡萄牙语版，年费10美元。《中国丛报》是月刊，出版地点在美国洋行2号（americanhong），年费3美元。
这些刊物主要针对往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主要刊载市场行情、政情民俗等与商贸息息相关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信息经常被欧洲国家创办的期刊以及欧洲国家在海外殖民地创办的报纸杂志转载，前者如《利物浦莫丘利报》，后者如英国海军军官、新南威尔士总督菲利普·金在澳大利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悉尼公报》。
最初正是通过在广州创办的刊物，不仅包括公开发行的刊物，还包括诸如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刊物，以及通过欧美各国及欧洲国家殖民地创办的刊物与在广州所办刊物之间的信息共享，欧洲人和美国人逐渐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比如，1826年11月11日的《悉尼公报》即转载了一篇原载于《亚洲杂志》（theasiaticjournal）——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16年1月创办于伦敦——的文章。这篇题为《在广州的外国人》的文章写道：
长期以来，在广州的外国人似乎一直对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遭遇到的严重勒索心存抱怨。他们决定就这个问题向（两广）总督陈情。这种陈情本应该通过行商（securitymerchants）进行。但是，这些外国人了解到，行商们有意让这种勒索继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向总督陈情。他们前往广州衙门。直到一位清朝官员接受其陈情书，并保证一定交与总督之后，他们才离开。然而，等了18天之后，仍然没有回音。
再比如，1831年8月13日的《悉尼周报》转载了一篇最初刊登在《广州纪事》上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
尽管清『政府』十分重视，海盗仍在为祸沿海。（1830年）12月21日，12名海盗被斩首，次日又有8名海盗被斩首。像往常一样，绝大多数广州居民都不知道有20个人被处死的消息，而那些知情者也并没有因此而兴奋。
随着欧洲列强对清廷渗透的加深，尤其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国家的刊物往中国派驻记者的现象越来越寻常，它们对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创办的外文刊物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
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因为清国朝野都十分封闭，这些刊物对中国的报道，尤其是对政事的报道，总是准确与谬误并存。客观地说，西方报刊一般会尽力寻求并报道真相，为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商人和政客——要依靠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决策安排。情报真实，是这些刊物得以生存的根本。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这些刊物也会刊登一些主观『色』彩颇浓的评论文章，以期影响决策。
我们将看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美媒体对同时代的中国官办刊物的许多报道持怀疑态度。而如果我们能考虑到“欺上瞒下”是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就不难理解为何彼时的中文刊物会有信任危机。
第4章 史上最强的跨国黑社会：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张！（）
最迟从公元18世纪末——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杂志》、《绅士杂志》、《利物浦莫丘利报》在内的英国媒体，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更加密切。但是，因为两国相隔太过遥远，清朝又大体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英国人——其他欧洲人也一样——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广东一带，很难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因此，英国媒体很难直接而及时地获得有关中国局势的消息。
比如，1813年10月发生的八卦教教徒冲击紫禁城一事，在两年之后才见诸英国报纸的版面。1815年9月8日，《利物浦莫丘利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报道如此写道：
181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