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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熊光）所办太软！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如尚未退出，吴熊光即着遴派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澳门严加诘责，以天朝禁令綦严，不容稍有越犯。
如此逐层晓谕，义正词严，该夷人自当畏惧凛遵。吴熊光等仍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预备。设该夷人一有不遵，竟当通病剿办，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国威而清海澨。此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该督抚不此之虑，而为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
吴熊光、孙玉庭，均懦弱不识大体。且吴熊光充当军机章京有年，曾经擢用军机大臣，尤不应如此愦愦。吴熊光、孙玉庭，着传旨严行申饬。此次来折，仅由马上飞递，亦属迟延。此旨着由五百里发往。
在收到“五百里加急”送来的旨意之后，吴熊光在广州集合了一支8000人的陆军，同时又派一批战船入珠江截断所有航道，虎门炮台则堆满了军火和其他军需品。
随着事态的逐渐恶化，英国人这边也出现了内讧——德鲁里船队中的皇家海军成员与东印度公司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11月21日，德鲁里下令所有英国船在48小时内撤出珠江，但是，当广州东印度公司专责委员会（theselectmittee）将这项命令传达给抛锚在黄埔的克莱格船长（milikencraig）以及另一位船长时，这两位船长都拒绝接受命令。不过，公司专责委员会成员尊重了德鲁里的命令，他们在11月23日至26日之间离开了广州。
但是，因为相隔遥远，广州的这些情况并未能被北京掌握。11月29日，嘉庆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没有严行驱逐，任由英国兵船逗留，“竟不调兵防守，所办错谬已极”，并且说，一切地方事务固然应该好好整饬，但是，“缉捕洋匪尤为该省要务”。
嘉庆帝的战争态度让广州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大感意外。12月3日，公司专责委员会『主席』罗伯茨受到一封联名信，公司14位商船指挥官中的12名在信中联合署名。他们在信中表示了对战争的担忧：
清朝『政府』的每一个表现都出人意料。他们继续秉承其一开始就采取的停止贸易的做法，反对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措施，现在又在进行后续的战争准备，而这可能最终导致敌对行动，置我们于最危急的局面中，使我们卷入一场严重的战争，并完全排除所有进一步的友好协商。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恳求，是否可以向清朝『政府』提一些符合英国气质的和平建议，它可能使目前的困难得到迅速并且友善地调整。
次日，罗伯茨接到清朝官员的文书。文书写道，皇帝命令你们撤退，否则会动用武力将你们驱逐出去，如果你们撤退的话，以前所有的友好关系及商贸都将恢复。
在这种背景之下，12月20日，德鲁里率兵乘船起航，返回印度。6天之后，贸易恢复。不久之后，广州人树立了一座宝塔，以纪念嘉庆帝的胜利。
吴熊光并没有从英国人的“失败”中得到荣耀。12月15日，嘉庆在给内阁的上谕中斥责道：“吴熊光平日因循废弛，只知养尊处优，全不以海疆为重，大负委任！着传旨严行申饬，先降为二品，顶戴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用示薄惩。”同日，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
嘉庆帝对吴熊光的评价并非过激。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的记载，德鲁里曾致信吴熊光，希望能够去广州面谈，但没有收到一点反馈。后来，“因为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与德鲁里将军会面，并称，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首脑，他不认识其他英国人，所以，将军亲自去了广州。他坚持要见总督一面，并说，他将在广州停留半个小时。这位总督仍然拒绝会面。于是，将军不再坚持己见，回到了战舰上”。
根据1809年1月6日的上谕，吴熊光被“部议革职”，其下属孙玉庭、阳春等人也都“交部议处”。但是，这种人事上的任免完全无法抵挡王朝没落的大趋势。1807年的“海王星号事件”与1808年的“澳门危机”预示着新的动『荡』即将到来。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记者等诸角『色』的努力下，西方人建立起了强大的情报网络。整个19世纪，这个情报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10章 亲身洞察夷情很丢脸！（）
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通商港口——广州。在每年的贸易季节，一般是11月至次年3月，这里都会十分的热闹。在这八十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主要通过西方人所谓的“广州体制”（cantonsystem）对外贸进行规范。
根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日（1760年1月29日），皇帝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这些规条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范外夷与汉人及“内地『奸』商”交结往来，危害大清政权。这份《规条》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乾隆为何在1793年拒绝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有关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规条》大意如下：
其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如业务未能及时处理完毕，“亦令在澳门居住”；
其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
其三，禁止向外夷借贷资本，禁止外夷雇请汉人；
其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防其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
其五，夷船在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酌增章程八条”，目的在于“防范贸易夷人”：
其一，外夷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
其二，夷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人等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
其三，夷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准私雇；
其四，夷馆雇佣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匀串作『奸』等弊；
其五，夷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
其六，夷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
其七，洋商承保夷船，应任派兼用，以杜私弊；
其八，夷船在洋私卖税货，责成水师查拿，严禁偷漏。
1835年4月11日，道光帝批复说：“所议俱妥！须实力奉行，断不可不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无论是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还是卢坤提出的《章程八条》，尽管列出了若干禁止事项，却并未列出违禁应受到何种惩罚。总之，官员们拥有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徇私舞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另外，根据这些规定，“洋商”（即行商）对外商的行为有监督和担保的职责；外商不能直接与官府接触，如果他们要向官府反映问题，必须通过行商转禀。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地方官可以通过压榨行商以寻租，而不必直接面对外国商人，万一出现事端，也多少可撇清些责任。对他们来说，与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亲身洞察夷情似乎是一件不重要甚至是丢脸的事情。
第11章 连坐之罪（）
对于行商们来说，在享受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的同时，“连坐之罪”或许是不得不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海王星号事件”就是一例。再比如，1827年10月8日出版的《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讲述怡和行——广州十三行之一——当家掌柜伍浩官被敲诈的文章。文章内容大概是说，某人父亲在伶仃洋（ling…ting）被一位洋人所杀，而伍浩官被指控放走了这个洋人，最终被这位被杀者之子及官府敲诈。文章写道：“行商浩官的罪是有钱而胆怯。最近，他被人以多种方式勒索金钱……中国遍布着道德败坏，这里不信上帝，充满了肆意报复、说谎、欺诈和『淫』『荡』的恶行。”
在与中国商人互通有无或者勾心斗角的过程中，外国商人逐渐了解到其商业对手的难处。在1830年出版的《爱丁堡百科全书》中有一段非常特别的文字，它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的感知：
在这个国家，要忍受清朝官员的任『性』、残暴和勒索的并非只有下层和贫困阶层，有钱人也没有足够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