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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妻子栩栩如生，皮肤和活人差不多，据说面带微笑，好像对盗墓贼说：你们现在才来啊！我们夫妻俩等你们久矣！对于此事，南北朝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沔水注》曾有记载：“城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经日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那么，为什么坟墓里会有香气呢？原来，其子刘琮“持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北宋李昉主编的《太平御览》也说：“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梼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
大概这大量的珍香有去异味的作用，使细菌虫霉没了生存环境，再加上香『药』料也有保养皮肤的作用，所以起到了防腐作用，以至盗墓贼以为是见到了活人。此外，由于香料充满了棺椁墓室，以至十里之外都能闻到香味，久久不散，也许刘表希望自己死后不但能流芳青史，而且还能留香人间吧！
虽然说史料记载的各种近似传奇的古代未腐尸体，由于早已淹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而无法详考，但现代考古发掘中确也有类似的实例发现。
第28章 盗墓风潮第二波：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盗墓高潮（1）（）
民间盗墓已成风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有两处说到“掘冢”，司马迁在论述中这样写道：
“故壮士从军，斩将搴（qiān）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可见，司马迁也认为，盗墓的大部分动机都是出于对财富的追求。他在列举所谓工商货殖之家走上成功道路的诸种致富方式时，又指出“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一例，说田叔这样的巨富竟然是因盗墓而发家的，从而说明了当时民间盗墓情形的严重。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家，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见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生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家？”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至南冈。夜梦（鲁）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王）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
这两则故事略有不同，一个是说王伯阳的妻子占用了鲁肃的墓『穴』，一个是说王伯阳自己占用了鲁肃的墓『穴』。但王家的活人都因此遭到了鲁肃的报复。在第一则故事中，王伯阳被鲁肃的鬼魂击打了数百下，结果发疽溃烂而死；在第二则故事中，王伯阳的儿子梦见鲁肃之魂恶狠狠地说要杀了他的父亲。又梦见他的父亲之魂说在阴间被鲁肃闹的不得安生。醒来后就看见他父亲的灵座褥上有鲜血。
同样出于《太平广记》：“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闾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闾丘为杨全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祟。”
这里是说晋安帝隆安年间，闾丘南阳要把他的妻子葬在“文将军”的墓旁。晚上他的随从都梦见这个文将军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闾丘南阳没有在意，还是把妻子葬在那里。下葬的时候，只要音乐一响，就能听到鼓号和铠甲的声音。送棺入墓室的时候，又有三个人死在了墓门旁。不久，闾丘南阳被杨全期灭了九族，人们都说这都是那个“文将军”作祟的结果。
为寻解『药』得咒语
三国时期的盗墓史事，虽然民间盗墓成风，但盗墓的主要力量是官盗。说起官盗，就不得不提起董卓。
董卓（？~公元192年4月23日），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东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官至太师、郿侯。原本屯兵凉州，于灵帝末年的十常侍之『乱』时受大将军何进之召率军进京，旋即掌控朝中大权。其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联合讨伐，但联合军在董卓迁都长安不久后瓦解。后被其亲信吕布所杀。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自小『性』格残忍而且谋略极多，还有一身超强的武艺。董卓天『性』好斗，力气很大，尤其是臂力过人，会骑马，喜欢腰挂双弓，能够左右驰『射』。当时岷县属于边远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的居住地相邻。董卓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年轻时就曾经到羌人居住地游历，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多与羌族部落酋长交往。他那野蛮凶狠的『性』格和粗壮强悍的体魄，使得当地人们都畏他三分。不仅乡里人不敢惹他，周边羌人也不敢有丝毫怠慢。羌族首领豪帅为了保全自己，极力迎合趋附董卓，并且与他结为友好，以求暂时相安无事。地方豪帅们经常带着大量的牲畜和财物前来拜望，与董卓称兄道弟。他十分熟悉那里的情况，见羌人如此敬畏自己，便寻思如何来利用和控制他们，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为自己以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于是，在野心的趋使下，董卓丝毫不吝惜花费自己的家产，每当羌人豪帅来家作客，他便杀牛宰羊款待羌人豪帅，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拥护。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一次，一个羌人豪帅见董卓家的牛羊宰得所剩无几，便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上千头牛，赠给董卓。由此可见，董卓当时在羌人中的影响之大。
除了结交羌人，董卓还注意保持自己在当地豪强中的地位和影响，凭着他非凡的才武，拉拢、兼并其他势力，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他经常扮演游侠豪杰的角『色』，在当地享有“健侠”的美名。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势力的扩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自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来，地方豪强地主势力就相当强大。东汉末期，由于中央政权衰弱，农民起义不断，地方豪强便趁机兼并土地，扩充势力。朝廷对豪强势力的膨胀虽然深感忧虑，但又无能为力。在众多矛盾冲突并发的灵帝时期，中央『政府』一方面想极力抑制地方豪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利用地方豪强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董卓便也毫不例外地成了官府利用和招抚的对象。当时董卓就出任州兵马掾（yuàn）一职，负责带兵巡守边塞，维护地方治安。这样一来，董卓通过控制更多的羌人，为他今后势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时之间，董卓成为闻名陇西的风云人物，不管是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董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地位的相继上升，董卓似乎已不满足于边远豪强的名分，认为自己需要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于是，他开始进一步蓄积力量，伺机发展。
不久，东汉朝廷急于解决西羌问题。这对于董卓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契机。西羌问题一直是东汉『政府』最棘手的民族问题：自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开始，羌人就不断发动反叛，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持续时间也很长久。汉桓帝年间，西羌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平息，反而声势更加浩大。羌人不堪忍受汉朝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断杀死汉人官吏，侵占州县。而面对羌人的反抗，内忧外患的东汉『政府』根本就束手无策，只得求救于地方豪强，想借他们的力量来缓解西羌危机。当时，深知董卓底细的陇西地方官吏便极力向朝廷推荐董卓，这无疑给董卓创造了一个发展势力、满足贪欲和野心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