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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古代对陵墓的保护十分重视，国家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古墓这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可是盗墓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古代的各项侦破技术都比较落后，不利于古墓的保护，即使那些被抓住的盗墓分子会受到死刑之类的严厉惩罚，却依然无法阻挡盗墓大军的脚步。进入近现代以来，大量的先进技术也被公安人员应用到盗墓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如，从盗墓现场遗留物就可以知道关于盗墓贼的许多信息。只要遗留物上有文字标记，就可以查出它是从哪里生产的，并可以大致确定盗墓贼的范围。此外还可以通过指纹鉴定、基因测试等技术检测出盗墓贼的各种具体信息，并以此缩小怀疑目标。
在公安人员通过盗墓贼遗留在现场的麻袋等作案工具确定盗墓贼的活动区域的案件中，“郭家岗1号墓”被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公安人员经过多方走访，还查到了盗墓贼使用的雷管、炸『药』等作案工具的来源，并进一步减小了查案范围。此外，成立技术领先、机动灵活的专案组，利用电脑网络等先进工具都是十分必要的。
位于古城西安东南部的西汉传奇皇帝汉宣帝刘询的杜陵，该陵墓规模十分宏大，是现存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西汉皇陵之一。在杜陵的周围还有皇后、皿相等大大小小的陪葬墓100多处。这座历经沧桑的帝王陵墓之下，埋藏着无数珍贵的西汉文物。
然而，这座皇家古墓虽然躲过了历史的烽烟，躲过了几千年来诸多的盗墓贼，却在当今被盗墓贼盯上了。西安警方接到群众的举报，说在杜陵的陵墓上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盗洞。盗墓贼已经向杜陵下手了。
接到报警后，西安警方立即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他们先到杜陵勘察现场，发现了举报群众所说的那个盗洞。只见这个盗洞洞口直径约为1米，向下望去深不见底，洞口处还有盗墓贼遗留下来的绳子。办案刑警发现洞口周边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磨损痕迹，挖出来的土质还很新鲜，根据这些情况及以往的办案经验，他们初步断定这是一个盗墓贼刚刚打好的盗洞，还没来得及盗取陵墓里面的陪葬品。
因为长期与盗墓贼过招，所以办案的刑警一般都对盗墓贼的盗墓情况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盗墓贼在打通盗洞后，尽管墓『穴』里面有众多珍贵的陪葬品，也不会盲目地立即下去盗掘，因为地下陵墓经过长时间的封闭，很有可能在墓『穴』内沉积一些有毒气体。这些气体对于盗墓贼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因此，他们宁愿担着盗洞被外界发现的危险，使盗墓前功尽弃，也不会轻易地深入地下盗宝。这些盗墓贼往往会守护在盗洞的附近，待觉得墓室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才伺机作案。
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刑警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时离开杜陵的盗洞，潜伏在较远的地方进行外围埋伏，等待盗墓贼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盗墓者进入墓室前的那一刹那，一举将他们擒获。
因为杜陵在市外，交通及其他方面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外围设伏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刑警们基本上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能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埋伏而不暴『露』目标。
随着侦察员再一次传来的消息，埋伏在周围的各路刑警飞一般地冲了出去，把正在往盗洞里面下的盗墓贼抓了个正着。盗墓贼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已经被戴上了手铐。这次共抓获盗墓贼5名，捣毁了一场预谋中的盗墓计划，千年古墓内的珍贵文物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无论何时，对盗墓案件的侦破都是正与邪的较量。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给破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干警们可以通过电话、手机、互联网等多方面搜集线索并保证行动的协调。同时，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给盗墓贼提供了更多的方便，现代盗墓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盗墓贼一般都会选择那些较为偏僻、交通不便的陵墓作为盗墓对象；而警方的人力有限，不可能对每一处陵墓都派专人保护，这就给了盗墓分子以可乘之机。
总而言之，与盗墓分子的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不管条件怎样艰苦，对盗墓案件的侦破都不能松懈，只有这样，我国这种特殊的文化遗产才能避免被盗墓分子破坏，才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化遗迹。
盗墓者永不赦免
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古人十分重视丧葬，很多统治者也将重要的丧葬作为政治手段。商末时，周武王伐殷，占领朝歌后“封比干之墓，表商荣之闾”。比干和和商荣是商朝老臣，皆因劝谏封王而死，在商人中有很高威望，周武王此举意在拉近周人和商人的关系。十六国时期，北方赵国的统治者石勒与东晋名将祖逖（ti）开战，石勒忌惮祖逖，意图讨好他，便修缮了位于范阳的祖逖母亲的坟墓。对此，祖逖也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双方一度休战。
与此相反，古代有一种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刨祖坟，开棺戮尸，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和惩罚。
既然统治者如此重视墓葬和丧仪，为了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了严刑峻法，惩罚偷坟掘墓的盗墓贼，以求杀一儆百，以做效尤，彻底根除盗墓，从而维系安宁。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对盗墓严令禁止，有违反者都要处以重罪。
汉高祖进入秦都咸阳后约法三章，成为一时佳话。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汉武帝后独尊儒术，无论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还是提倡宽仁的儒家思想，都弘扬宽和，反对严刑峻法，这奠定了汉代刑狱制度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朝代，对盗墓贼的惩罚却非常严重。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
中国人形容一项罪行严重，不可原谅，常会用的一个词就是“十恶不赦”。中国古代大凡皇帝登基、册封皇后、立太子、寿诞、冲喜等皇室喜庆，都会大赦天下，减免囚犯的刑罚，但对于犯有“十恶”重罪的人却不予减免。虽然盗墓不在十恶不赦之内，但大赦天下时，盗墓贼往往不在获赦范围内。
汉元帝时期，汉高祖刘邦妃傅夫人墓被发掘，时值大赦天下，但是汉元帝以盗墓大逆不道为由，不同意赦免这个盗墓贼。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仍规定“发墓者诛”，即盗墓者死罪。即使不是作『奸』犯科，只要发掘坟墓，在汉代便是大罪。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挖五脏烹而祭之
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成熟的时期，一部《大唐律》成为后世法典的典范和蓝本。唐朝的法律，对于盗墓者的惩罚，理『性』而又详细。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的《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将盗墓行为分为三种处罚方法：开挖墓葬的，判处劳役流刑；打开棺椁者，处以绞刑；盗掘然而尚未至于棺椁的，徒刑三年。对于损害陵墓的草木行为，也有相应处罚，击打一百刑杖和判处两年徒刑。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盗掘王陵的后果，确实很严重。唐人载孚在《广异志》记录了一则，盗掘唐玄宗李隆基宠妃华妃墓而遭严惩的事情——“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
第24章 严刑峻法下的危险游戏：历代对盗墓者的惩处（2）（）
五位主犯被处以酷刑，心、肝、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