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恋难劬Α�
书记员稍稍屏住了呼吸。
“没有。”片刻过后，她缓缓张唇吐出了这两个字。
心头一松，失望来得措手不及。什么？记录下她回答的同时，书记员还在怀疑自己的耳朵。她不打算翻供？
“经审判长允许，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辩护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审判长从容颔首，已经兀自进入下一个环节，“下面首先由公诉人就定罪部分的事实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动，书记员偷空瞟了眼辩护人席的方向，试图从两个辩护人脸上看出点端倪。结果有些令他失望，因为不论是秦森还是乔茵，都没有因魏琳供认不讳的态度而吃惊。秦森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魏琳，维持着最开始那庄重的神情，那双漆黑的眼睛深邃，眸中平淡无波的神色有些莫测。而乔茵微垂着眼睑，甚至没有去翻动面前的辩护词。她似乎做足了准备，就好像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被告人魏琳，今天公诉人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当庭就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和事实对你进行讯问。”捂着麦克风清了清嗓子，检察员转眸去看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你可以作无罪、罪轻的辩解，也可以作有罪的供述。但是你必须如实回答公诉人提出的问题，听清楚了吗？”
魏琳平时前方的某处，没有同他对视，“听清楚了。”
“好。刚才审判长问过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
“没有。”她说。
“也就是说，你认为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对吗？”
“是。”
检方的讯问过程枯燥而乏味。书记员紧跟着进度做庭审记录，眉头不知不觉越皱越紧。他曾经见过因遭到刑讯逼供而当庭翻供的被告人，也见过文化程度极低、不申请法律援助以至于在法庭上面对检察员的讯问张口结舌百口莫辩的被告人。不管怎么样，在检察员进行询问时，被告人都会或多或少为自己辩驳几句。
然而魏琳没有。
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她一概承认。检察员向她询问谋杀细节，她的回答也有条有理，思路清晰。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仅仅是坐在被告人席上，机械地如实回答检察员的问题，把一切她知道的、检察员想要知道的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通常在这种案情复杂的情况下，检察员的讯问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她的配合却让讯问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翻了翻手中的文件，检察员又看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显然也对此不大适应。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 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 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 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
乔茵的发问却还在继续：“有多少次？”
“很多次。”魏琳的表情渐趋木然，“我记不清了。只要我醒着的时候他在场，就会开始。”
“也就是说，每到你醒着的时候，他看到了，就会虐待你，是吗？”
“是。”
“你反抗了吗？”
“我被捆住了手脚。”
“那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