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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ydice迟疑半晌。“但你是说，你从来没见过噬体菌？……这么好用的湮灭证据的工具，你从来没见过？”
“‘好用’是陈年旧事了。”K说明，“理论上现在早就不用了。不过，这些人居然现在还在用——”
“所以？”
“所以很奇怪。我想不出是什么道理。重点可能是，这些关于噬体菌的常识，并不是我在第七封印受训时学会的。那些细节是我在某些情报资料中看到的；而所谓情报，指的是生解方面的情报——”
Eurydice瞪大眼睛。
难道，这暗示着是生解方面下手杀了M？
这不合理。当然，其中或有他们尚未明了的曲折。凶手最在意的，除了毁尸灭迹之外，可能是故布疑阵，意图误导办案人员、抹去自己的行凶线索。但这就不是目前极有限的资料所能够判定的了。
“受训中没有学到，可能意味着，即使在噬体菌还有人用的时代，那也称不上是个被广泛使用的方法。至于情报——”K继续解释，“细节也非常少。一言以蔽之，约略是说：生解之中目前尚有极少数人使用噬体菌；但似乎全属特定内部组织或派系所为，原因不明……就只有这样。”
Eurydice默然。
“可以确定的是，”K说，“我们不宜久留。理论上我们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但——”
Eurydice接口：“理论上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但理论上，如果对方决心立刻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很难躲。”
K点头。确实如此。到了现在还活着，或许也算某种暗示：敌人并不特别急于终结他与Eurydice的性命。
或许对方认为，自己已然无足轻重了？
然而，他们却下手把M给杀害了……
“走吧。”K说，“我们还需要下一步的线索。”
在搜索过了“怪怪馆”第三与第四展览厅后，K与Eurydice离开这座场馆，回到游乐园中央广场。后续搜索并无收获。在余下两个展览厅中，找不到任何与M的死亡有关的其他迹证。
时序已近入夜。天色已然暗下，仅在地平线处残留少许白色亮光。许多动物模型躺在路边。它们或者表面锈蚀严重，或者肢体断裂、内在骨架已然崩解。它们或者失去了眼睛、失去了脸、失去了四肢、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事实上，它们确实就像是一具又一具四处横陈的死尸。
而在它们身后，稍远处，仿佛一曾栩栩如生而今已然故去的梦境，一座巨大无比的摩天轮倾倒了。较低的一端趴伏于地，高起的一端叠架在另一栋场馆建筑的屋顶之上。无数向外辐射的钢梁像古代海星的巨大脊骨……
K注意到钢梁下，摩天轮底部，暗影中，两台电子游戏机躲在断垣残壁的小型场馆中。灰白蛛网与暗绿色爬藤植物密生在游戏杆和屏幕上。有一瞬间，K似乎错觉那尘灰厚重的屏幕反射着落日余晖的光亮。仿佛一核爆画面之残影。（闪燃的无生命城市。炭化的粉尘。蕈状云。炽烈无比的强光……）然而那像是某种神秘心像，来自另一处空间的视觉暂留，很快便消失了。
冷风穿行过旷野。灰黄色草叶与树叶摩挲着沙沙的声响。
他们从另一侧更靠近V镇的方向离开这座废弃的游乐园。
离开这座坟场。这座广漠的，独属于死去人造物的坟场……
* * *
＇1＇ 2231年，“人面花”开始出现于正式文献资料之中。据韩籍生物学家崔直绪考证，此一受核污染影响以致DNA异变之畸变生物，最早应是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被人首度发现。该区与巴克里尔电厂间直线距离约725公里；生物学界普遍推测：“人面花”极可能是2129年巴克里尔核电厂核灾变事故之间接产物。然而此一猜测却迟迟未能获得实证。颇为戏剧化的是，于核灾变事件发生整整100年后，于著作《人面花：物种源始》（Faciem Hominis： The origin of a species，韩国首尔：Seoul Press，2232年4月）中，韩籍生物学家崔直绪竟利用其独创之“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DNA mut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ysis），配合田野采集，初步证实了“人面花”的出现与2129年核灾变事故的相关性。这革命性地解决了自古典时代以来核辐射与生物畸变间因果关系难以直接实证的问题。
所谓“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简言之，即是利用畸变生物之地理分布与DNA样态变化，追踪物种演化轨迹。事实上，生物确有可能于遭到严重辐射污染后引发自身DNA之突变；而于某些生命周期较短之物种（如细菌、真菌等单细胞动物）上，由于连续数代、甚至数十代均受同一环境之辐射污染，导致代代均产生DNA突变。突变加之以突变，由于乘数效应之故，数代之后，物种之样态与原先物种差异持续加大，几可至南辕北辙、难以索解之程度。新型畸变物种遂就此诞生。
以人面花为例，已被证实其始祖物种竟为厌氧菌之一种。依崔直绪以“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检定，证实该“始祖厌氧菌”发源于距巴克里尔核电厂厂区13公里处一养殖鱼类水塘中，于核灾变发生后，历经百年时光，方由厌氧菌连续畸变为“人面花”。据崔直绪考证，其间过程复杂，经历众多物种：包括异种黏菌、异种天牛、可动式攀缘植物、具可动触手之真菌等等——由厌氧菌连续畸变为人面花之过程中，以上物种均曾短暂出现。而其演化过程之地理分布，方圆则广达2 000公里。
生物学界公认崔直绪为“DNA突变生物地理分布追踪法”之发明人；崔且以发明并改良此种追踪法之学术成就获颁2249年诺贝尔奖。而近年来，关于此追踪法之应用，最令人瞩目之案例，应属“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之解谜了。
根据“二战”后部分史料显示，早在古典时代“二战”期间，纳粹御用医师Josef Mengele（曾任奥斯维辛集中营首席医官 ）便曾奉希特勒之令，研究“如何增加优秀德意志民族人口数量”。而Mengele所提方法，即以“增加双胞胎出生率”为初步构想。1945年，“二战”结束，希特勒自杀，Mengele则辗转逃往南美躲藏，隐姓埋名。Mengele可考的最后官方记录为1948年于阿根廷之入境记录——经查应是持假护照入境——而后即自此消失整整三十年。直至1979年，Mengele于巴西某海岸游泳时猝发中风溺毙，方才被人发现。而尸体身份直至1992年DNA鉴定技术成熟后才被完全证实。
至于将“巴西双胞胎小镇”之怪异现象连接于Mengele者，则首推阿根廷史家Jorge Camarasa。经考证，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位于巴西与巴拉圭边境之小镇Candido Godoi，其双胞胎出生率竟一度高达近20％（一般平均为1。2％左右），且多为金发碧眼；此一怪象素来令人不解。然而根据Camarasa之访查，约于1963左右，有一化名为Rudolph Weiss之江湖郎中开始拜访该德裔居民聚居之小镇，有时兼做牙医、兽医，并提供自备之药片、针剂等给予居民、妇女服用；而该郎中之长相即与Mengele颇为类似。且于该医师频繁造访之后，小镇之双胞胎出生率即开始异常攀高。据此，Camarasa推测Rudolph Weiss正是Mengele，而Mengele便是将该德裔小镇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当然，此一假说一时之间也无法证实。此即著名之“纳粹医师Mengele与巴西双胞胎小镇”历史公案。而其戏剧化程度不下于此公案者，则是台湾业余史家暨生物学家尹露涵（Lu——Han Ine）解开此一历史公案之谜的过程。公元2269年，尹露涵出版《双胞胎之谜：Mengele的人体实验》（The Twin Mystery： Mengele’s Human Experiments，台北：坐卧者，2269年2月）一书，公开宣布已解开Mengele于巴西小镇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双胞胎的历史之谜。根据该书陈述，约于2240年左右，就读博士班期间，尹露涵即开始关注此一议题。“解谜过程从一个假设开始：我认为，Mengele的‘南美洲实验室’可能不只Candido Godoi一处。”于接受BBC专访时，尹表示，“这来自一显而易见之常理：实验成功并非一蹴可就；在成功之前，可能留下多次失败，或半成功的实验记录……”
带着这个假设，尹露涵开始了她的追寻之旅。她调阅1960至1980年间南美洲所有地区可考的新生儿出生资料。“正常双胞胎之发生率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