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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呢，反正电话响一下他就接了。那边问欧阳桐在宿舍吗。东北口音，不用想就是他爸。他们通话不多，半年也聊不上一回，他也不想和他爸通话。欧阳桐很礼貌地说，欧阳桐不在，您是哪位，回来让他打给您。然后也没等对方自报家门，就挂掉电话，继续他的武藤兰。
他不需要和他父亲联系，正如他也不需要对方的帮助。其实他父亲也帮不了他什么，甚至学费生活费都是欧阳桐自己做家教赚来的。他高中就做家教，他一个人住昆明，他爸不知道混哪儿去了，经常一年半载见不着人。他把做家教的小广告贴到每个中学。每次有活儿他都先坐公交车到云南大学，然后要求学生家长来这边接他。辅导这些学生绰绰有余，家教按小时收费。他编了好多大学的“生活”来消磨时间，家长喜欢他跟孩子聊这个，他们觉得这会刺激孩子努力用功的决心。欧阳桐也愿意这么讲，编故事比讲解sin和s容易多了。他越编越多彩，后来他自己都有点儿急不可待了，读完高二就参加了高考。
大学也没意思，除了头半年有点儿新鲜感，但那新鲜感也不是大学给他的，可能是上海，中国最潮的城市。每次出门他都会碰见一些没见过的小玩意儿，见多了就更没劲了。可能生活就这样了，高中的时候想上大学，上了大学盼毕业，毕业要有份工作，工作了呢？等死吧。
他爸爸打电话来也是这意思。他第二次接电话，他爸知道是他，就没再问找欧阳桐那些废话。他爸长叹一口气—这有点儿做作的痕迹—说：“我要死了，我怕挺不到你回来了。”
他不惊讶，嗑药的人都这么唠嗑儿，自爱自怜地博人同情，比酒醉还可笑。他打算陪他聊聊，毕竟这是自己亲爹。他让他等一下，关掉呻吟的电脑，拿起话筒：“你一直说要死，不也活到现在吗？”
“但活不到以后了，我知道我已经不行了。”
“那你要我做什么？”
他是有请求的，不过一上来难以启齿，他想先聊点儿别的，他都想不起上次跟他打电话时什么时候了。“你春节怎么过的？”
“没怎么过，一年中的一天。”
“我那天一个人喝闷酒，喝多少都不醉，后来我就想你。”
“我以为你只碰毒呢，什么时候又沾酒了？”
“我不只是想你，我还想你弟弟。这么多年了。”
他打断他：“你跟谁又生了一个？”
“欧阳楠，他是你亲弟弟。”
“我知道，你儿子都是我亲弟弟。”
“是你双胞胎弟弟。”
话不对了，今天唠的都是鬼嗑儿，他有点儿闷，打开窗户透口气，问：“你喝酒了？”
“没有，我现在喝不了酒，大夫说，我没准下次酒醉，就彻底过去了。”
“好，那你是清醒的，我真有个弟弟？我是双胞胎？”
“对，叫欧阳楠。”
“那他现在在哪儿？死了还是活着？”
“活着，跟你妈在老家，哈尔滨。”
“我还有个妈？”
“是人都有妈。”
“我知道！你不是说，她生我难产，死了吗？”
“好像生你那天是难产来着。”
“但是没死？”
“没有，一起生了两个，没死也少半条命了。”
“你就意淫吧，你觉得我不孝顺你，你再幻想个儿子，你等着他孝顺你。挺好。”
“你是有个妈，还有个弟弟。”
“就算是有，我能怎么的？能怎么样？我还能去找她吗？”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死了你去找她。”
“我现在很好，能自己养活自己，不管你真死假死，我还是和现在一样，没必要去见一个陌生女人，然后寄人篱下。”
“她不是陌生人，她是你亲妈！”
“那又怎么样？你还是我亲爸呢。”
“她惦记你的，她一直在给我们寄钱，十五年了，每月都寄。”
“行，真事假事你都攒今天说吧。”
“我这么解释，十几年里，我是没怎么给你花过钱，但我们基本吃饭住房还是没断过，没让你挨过饿，加上我自己也用了不少钱。哪儿来的钱？你见我工作过吗？”
欧阳桐顿了一会儿，他需要点儿时间判断，他挠挠头，问：“你都记下来了吗？”
“记什么？”
“总共多少钱？你死了，我替你还。”
“你别这样。”
“那你让我怎么着？啊？你这么讲我更没脸见她了。”
那边没说话，欧阳桐能听出他在低声哭。他有点儿厌烦，对今天听到的一切感到厌烦。但是现在不能挂，挂了他也没心思做任何事。他把话筒架脖子上，手指在桌上乱敲。那时他十个指头都在。
“你跟我在一起待太久了，所以你不了解，”他爸说，“天底下不是每个父母都像我这样。我是被毒品毁了，大多数的父母都疼爱儿女，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付出生命。”
“你讲这么多，你真的要死了？”
“嗯，大夫说我注意点儿的话能活过今晚，最多不会超过明天。”
“哪儿的大夫？把时间定得跟赶火车一样准时？”
“他说的是真的，我昨晚就假死一回了。”
“假死什么样？”
“停止心跳，看到很多没看到的人和事。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还有事交代你来办。”
“你说吧。”
“你先答应我，你会帮我。”
“别跟小孩似的，你说吧。”
“让我全尸回到哈尔滨。”
他要让他爸知道，这个要求很可笑。他对着话筒一阵冷笑：“那个大脚医生说你还有几天活头来着？你抓紧回哈尔滨去死啊。”
“我走不了，他们看着我呢。”
“你欠他们钱了？”
“没有，我们都是先付钱才拿货的。”
“别跟我说你们那些破事儿！”
“嗯，他们天天盯着我，我得死在他们眼皮底下。”
“你们玩共产主义呐？生死不离的？那怎么办？等你死了，我给你一直背到哈尔滨去？”
“不用背的，偷辆车开过去就是了。”
“你偷一辆去！你他妈偷一辆去！”
他快疯了，想摔掉电话，再抄起个椅子把电话砸碎。他真要这么干了，决定下手的一刻听他爸说：“这不算难，还有你办不到的。”
“什么？”
“你得花钱买我的尸体。”
他觉得更好笑了，你这是唐僧肉，还是有舍利子呀？但今天聊的一切都这么荒诞。让荒诞来得更猛烈些吧！反正时间有的是，慢慢消化呗。他一口气问了仨问题—为什么？多少钱买？跟谁买？
他爸只回答一个，他爸说：“大夫估我的血液浓度，说我尸体能值一百二十万。”
他气得直跺脚，抓着电话在宿舍里来回走。“哪个大夫？赶火车那大脚骗子？”
电话断了，嘀嘀的短音。他检查下接线，没问题。是啊，他还没砸电话呢。为什么呢？他把电话摆好，坐回电脑前，也不干什么，下意识里还是等待电话再次响起。
到晚上也没响，他连吃饭都舍不得去，脑子一片空白地盯着迅雷的下载条。再等会儿食堂就关门了，去外面可吃不饱。他披上外套，穿着棉拖鞋下楼。打饭划卡的时候他想明白了，原来断线是因为他爸死了，就猝死在云南的话吧里，看来那大脚医生真不是盖的，火车一点儿没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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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简直就是个大篷车。”陈洁说。她端起豆浆，犹豫了一下，怕烫嘴，又放了下去。
早上五点半我们坐在早餐摊，全中国的早餐都是这五样，豆浆、油条、豆腐脑、包子、馄饨。她没胃口，我也差不多，我们浑身狼狈，汽车更不像样子。我们没法把它停在摊位旁，它就在街的对面。没玻璃，保险杠掉了，后视镜耷拉在车门边，仿佛奄奄一息的擎天柱。远远地看着爱车，陈洁心疼了，她说：“这成大篷车了。”
我明白陈洁的难过，尽管她家很有钱，但再有钱的人也不至于拿卡迪拉克像《汽车总动员》那么糟蹋。我跟她说，这车应该能修好，如果不成的话，我买辆赔你。
我不该这么讲的，把麻烦简单化，好像仅仅是钱的问题，或是她差钱的问题。她看上去更不高兴了，不过没发火，主要是我们还没有那么熟。她把我掰的几十截筷子划落到地上，这就算发泄了。她气消了一点儿，问：“他们知道追的是你，对吧？”
“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在追死去的欧阳桐。”我看着她的表情，连忙改口，就事论事的严肃，“对，经过核实，他们可以认定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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