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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听我的，指着后视镜。一辆警车停在我们三个车位远的地方，两只脚架在窗前优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们的。”
“那护栏能直接把玻璃干碎！”
我点上支烟，对她妥协：“一会儿检查完后面那辆马自达，护栏会摇起来，那时马上冲出去。”
“一定要到这种地步吗？”
“那是个死人的身份证！”
对马自达，他们还是走一样的程序，收费，验证件，客气地奉还，工作人员准备开闸放车。不一样了，警察进去让他们停止放闸。马自达后面的车同样开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对讲机喊两句话。有了变化，后面的警车在打火，车前现出的不再是一双脚，而是一张整装待发的脸。
“走！”我叫道。
陈洁慌了，看着我，又回头看着启动的警车。
“护住脑袋！”
“啊，什么？”
方向盘还在她手里，我来不及过去，斜身踢开她的脚，猛踩油门。前面的护栏仿佛是挂在吊车上的千斤顶奔着车窗袭来，冲击过后我们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枪托敲打整扇碎了但还黏合着的玻璃。哗的一下，玻璃全散进里面。车忽然冷了起来。
“跟跑车似的。”陈洁说。
似乎她还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还在驾驶位，我的脚还在油门上。我告诉她握紧方向盘，回头看后车。由于我们的雷锋开路，警车没有任何阻挡就冲过了护栏的位置。护栏像足球运动员被踢断腿的小腿，一半悬挂在半空。原来警车里有两个人，后排的警察伸手将警灯放到车顶，警笛大作。顿时这个夜晚不那么平静了。
警笛一响陈洁便不再享受了，方向盘在她手里摇摇晃晃。我倾向她，压住她右手，要她稳一些。我说你别管方向了，长按喇叭就成。前面长途货车不到八十公里的时速，还占着超车道，纯你妈山炮！
我也从来没这样过，在副驾位玩赛车。我改到行车道，一辆大巴在我前方，右边蓝牌子上写着“前方测距”，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我估计我跟它三十米都不到，后面警车还在行车道等着我开路。我需要向左摆，伸手够不到。我让陈洁起来，站到座位上，让我进去。
“我没地方去。”
“那就骑到我脖子上！让给我！”
她居然还准备脱鞋，我瞪她一眼，她乖乖地踩到驾驶座。我移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左脚换右脚的时候，油门是空的，正好可以借减速转向。大巴和货车前后差不多有十米的空隙，只能从中间钻过去。我抓好方向盘，要陈洁闭上眼睛，其实那一刻我也没敢睁眼，油门踩空，方向盘往左打半圈。我的面前一片黑暗，我祷告什么呢？我心中无主。我只是让自己明确，如果有砰的一声巨响，再见，生活，下辈子再见。
睁开眼睛我们已经在超车道上了，货车在我们后面，警车在行车道上想办法从我们和货车之间往里挤。慢慢来，我们去终点等你。
“他们要多久才会放弃？”陈洁还骑在我肩上，双手摸着我脖子。
“你下来。”
“下不去，我脚麻了。”
“下来！”
我往前让让，她支着我肩膀抽出双腿，坐到副驾位揉着脚踝，瞄着后视镜叫我：“好像他们还有一辆跟上来了。”
“逼养的！”
那是一辆伊兰特，没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车。它越过警车大巴，在行车道跟在我侧翼，随时并进来。我不能把车身暴露给它，警车不敢太张扬，但这种车会开枪。我向右急转上行车道。这样我们中间隔了辆轻卡。我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算上紧急停车道，我有三条车道跟他绕，我在揣摩他开枪的底线。
表针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间，我本可以再快点儿，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妈冷了！这么一会儿我们起码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写着前方一百二十公里处有收费站，要在那之前解决问题，谁知道又会有几辆车在途中入口冲进来。
“前面修路呢，”陈洁说，“怎么办？要并道了。”
时速急减到九十公里，临时路牌标注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时，车都挤进左侧超车道，慢下来，根本开不动。另两排道被封住，写着“前方施工”。我闪过从这里冲出去的念头，不能这样，路面崎岖不平也还好，万一是个断桥呢？掉到江里保证可以在淹死前冻硬。
伊兰特这时候打起了警笛，我后面五辆车给他让出半条车道。他三十秒可以超过一辆车，我却被顶在水泥车后举步不前，还有两分半，我就能举起双手求大爷饶命了。
还剩两辆车的距离，所有车并到马路另一侧。往哈尔滨方向的高速路从中间劈成两半，每隔五米就有一个红白塑料筒划成了隔离带。我们依然跟着水泥车行驶在逆行高速的右侧走蜗牛步。伊兰特继续努力，超出一辆后，已经和我后面的面包平行前进。我示意陈洁系上安全带。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兰特就快到我们身后，这里只有一条车道，我们无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会猛踩油门过来，撞我们的卡迪屁股。到时候我和陈洁都会飞到前车去拌水泥。
伊兰特的扬声器在身后警告，说给我们三秒的时间停下来。实际上，与此同时他正在加速往我们靠近。
我掰过后视镜，长吸口气，问：“回哈尔滨怎么样？”
“啥？”
我向左摆一大圈，冲过红白隔离带，进入逆行车道，脚不松油门，右手马上挂倒挡倒车。对面的卡车来不及刹车，热烈地朝我们迎过来。卡迪的四个轮子飞速倒转，两秒后我们终于停止往前移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定在公路上，与那辆卡车脸贴着脸，全凭死神判决。
定了半秒钟，也许更短，零点几秒，但这样的恐怖似乎让我们死后都忘不了。终于，我们能后退了。开始缓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们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车，跟着后面正常行驶的广本一个速度。伊兰特眼巴巴和卡迪贴着擦肩而过，估计他得等下个出口才能掉头过来了。
陈洁又放轻松了，转过身跪在座位上看后窗。“靠，原来车还可以这么开！”
“帮我看着，”我把后视镜正回来，“你这倒车的速度最大多少？”
“我怎么知道？”
“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书一大本，比我大学教材还厚，谁能读得完？”
“我能。”
面前的卡车司机按两下短笛，赣B牌照，江西车。这不是催促，公路语言这代表欣赏、谢谢和佩服吧。他对我笑着。我冲他点点头，双手离舵合十做回礼。这是他漫长运输中的难忘插曲。也许以后到他老了开不动的那一天，都会成为他跑车生涯的奇事之一，讲给午睡过后的儿孙听。
伊兰特早已不见踪影，我找个车少的空隙，穿回隔离带，正常行驶向前两公里后，从下一个出口出去了。路牌上写着“松原北—吉林界”。黑龙江的通缉对我不再奏效，从现在开始，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掺杂着自由的香甜。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涌出了眼泪，我对着省界牌失声喊了出来：“滚犊子吧，哈尔滨！你真的彻底把我毁了，你对不起我，你把我所有有过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偷走了！”我喊了一会儿，腾出左手擦着止不住的眼泪，回头望一眼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想再告一次别，可是嗓子哑了，喊不出来了。我听见自己声音发颤地对哈尔滨说：“逼养的，你永远别指望我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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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说的，这件事欧阳桐跟她讲过，我猜他应该也告诉过丹丹。欧阳桐不是个爱显摆的人，如果我干过这种牛逼事，早就小喇叭广播站开始广播，说给全世界听了。何况，作为他亲弟弟，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
这故事可以先从一通电话讲起。我喜欢这么表达，就一组对话，我能了解欧阳桐和他爸的关系如何，我能了解这故事是怎么开始的，甚至我还能知道，欧阳桐是怎么被他爸养活大的。当然，难以逃避，这也是我爸爸。
这电话是2001年五一长假时打到欧阳桐宿舍的，那年他上大二，学校放假哪儿也没去，留校的人不多。铃声响起的时候可能他刚打完篮球气喘吁吁的，可能是他从自习室回来眉头紧锁，但我猜他最有可能在用同学的电脑辛苦地下载武藤兰。我估计他能好这个，至少我十八岁时就喜欢下这种片子。他是我双胞胎哥哥，按陈洁的“对位”，他是另一个我。
管他呢，反正电话响一下他就接了。那边问欧阳桐在宿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