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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点儿不道德。”
“那你说怎么办？你都说了，这事没法查，再说二十几个全是专家学者，我警车天天停人家门口，估计有几个脸皮薄的得组团上吊了。”
“那就不查呗，还带你这样乱掘坟的？”
“不结案，年底你给我发奖金呐？”
“切，我给你个大嘴巴。”
我看了眼她的手表，两点半，大年初五的凌晨两点半，马上是新年的最后一天。这个虎年过得有点儿颠三倒四，不然也没好，全家人刚没。我有点儿困了，闭了会儿眼睛有点儿不好意思，打着哈欠说，我们再聊点儿，聊欧阳桐吧。
这让她无精打采，问我欧阳桐有什么好聊的。
“了解他的一生是我接下来的工作。”
“你的工作不是瞎编结案报告吗？”
“讲讲他，随便讲点儿什么。”
“讲什么都行？”
“All about him。”
“那我讲他的床上表现，行吗？”
“你敢讲，我就敢听。”
“好！”她长按一声喇叭，作为开场，故作陶醉地说，“他特别棒，是我见过最出色的。《阿凡达》三个小时，如果他想的话，他能让我享受两部电影的长度。”
我摇摇头：“那是他对你没感觉，有感觉的话，照你这么漂亮，一两下子就忍不住了。”
她突然减到五十公里的时速，在高速上这跟急刹车没两样。她看着我，表情严肃，一字一句地说：“欧阳楠，你说话真是既好听又露骨。”
我想问她，你是喜欢好听还是喜欢露骨。但我忍住了。自觉不自觉，我都不该勾引她。我有任务在身，领了投名状的。按照步骤我该先搞清楚欧阳桐到底是谁，这些年他在干什么，甚至他十八岁来我们家之前他都干过什么。况且除了我自己，没人能信任。陈洁？我始终认为她不是个小角色。
**2
2001年，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男孩背着尸体出现在我们家，放下尸体的一刻我才算第一次见到了我亲生父亲。事实上根本看不出他五官什么样儿，瘦得皮包骨头，从双眼的腐烂扩及半张脸，很有可能是死于艾滋病。他留给我更多的是气味，弥漫在整个客厅浓得化不开。我后来上警校跟朋友喝酒提起这个，几次想拿点儿他们熟悉的东西形容这气味，比如海鲜市场，或是断电俩月的冰箱门打开那一刻，但都不是。直到我实习经历了第一次现场，看到第一场谋杀，那种似曾相识的记忆回来了。我才明白这气味是独一无二的，只属于死亡。
那个姓欧阳的—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也许到死都没能想到，他这一辈子最终会凝聚成一股难闻的气味，成为他二儿子对生父唯一的印象。真他妈丢脸！
那年我十八岁，欧阳桐都大一退学了，我还在念高三，考虑这辈子能干哪行。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什么让他决定带走欧阳桐，而不是我，使得我俩的命运截然不同？那段时间，宿命论困扰了我高中最后八个月，我信这个，我和他生来就是不同命。不然怎么解释？他只比我大十几分钟，他桐我楠，自然发展我们都会成为坚强刚毅的木命男人。我们同样相貌，三岁以前我们连性格都应该是一样的。绝对有可能，我父亲醉生梦死，奔走云南的时候自己都不清楚抱走的是哪个。这都无所谓，他没感情，他目的只有一个，抱走我妈的孩子，让我妈养他十五年。
我妈离婚三个星期就跟王总结婚了，可见他们之前就好着，好了几年。后面很容易猜，王总应该跟我父亲谈了一次，我父亲答应让道，给我妈腾出二次婚姻的通道。妥协不是白让的，也许王总答应拿出一笔钱，让我父亲走人，就像电视剧里的烂桥段。每当这种情节，总会有个穷酸小子昂首说：“不！我是真心喜欢她！我不要你的臭钱！”
算了吧，首先我生父是否爱我妈都没法说，还有，钱分香臭吗？对他来讲，能买粉的钱都是好钱。可这笔钱不经吸，钱再多也经不住吸毒。半年都没挺过去，他又缺钱了。要么他自己想的，要么毒友的馊主意，他要求领养儿子。法院不会给他，但他有筹码，我前妻和那姓王的都是婚外情！狗男女！乱搞男女关系！可能他还说了更难听的词。那是什么年代呀？这种事说不好都会挂着鞋游街。我妈哭着同意了。
他如愿带走一个，管他是哪个，走得远远的。然后写封信，说他们在云南，没钱租房子，他抱着欧阳桐睡火车站；说没钱吃饭，他和欧阳桐要的饭菜都馊了；说欧阳桐生病，去不起医院，在家使劲儿养，没准儿不会死。一个月一两封信，我不知道，我妈不知道，丹丹后来告诉我的，信全让王总扣下了。他给我父亲写回信，要他以后把信寄到单位，再把钱汇过去。每个月都是，王总哪儿来的钱，他不会是偷着卖血吧？他觉得他对欧阳桐有愧。
有那么几个星期他没有收着信，这都十几年了，就这俩月没收着。他掏出我父亲的最后一封信看看，这封信他没有回，我父亲依然要钱，这次太过分了，数目太大，说是赎命。王总受够了，不回信谴责，也不去银行划账，他选择沉默。那边也不再来信，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王总开始倒数日子，他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他把我们的客厅搬到阁楼上，竖起耳朵等着就快来了的不速之客。那段时间我们还以为，王总是被那些法制新闻吓坏了呢。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少年在楼下用钥匙划门，王总冲下去开门。不用问就猜出这是欧阳桐，我妈妈的另一个儿子。见到他的一刻，王总终于释然了，那个勒索者终于不会在他这儿继续领长期饭票了。而且，超乎他想象的是，眼前这么大点儿的孩子，居然仅凭一己之力，就把那件事解决了。
**3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接近松原收费站，能顺利出去我会好过很多。我问陈洁还精神吗。她反问：“你说呢？”
我说：“过去的二十个小时，你见我又紧张又谨慎，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来了，这是最后一道坎儿，就像游戏机的关底大怪，过了这个我们就一马平川，要是死在这儿，还不如死在前面。”
“你干吗讲那么多？”
“把你调动起来，”我比画着说，“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窝藏吗？”
“真要是那样，”我露出拿把空枪说，“你就说，我拿这把枪要挟你来着。”
她没说话，减速，跟一辆吉普车后面向收费口滑行，转过来摸摸我头发，说：“你人其实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说感动了。”
“我只是顺水推舟做人情。你那么聪明，我不说这个，你到时候也会这么干。”
“你真讨厌。”
她停下来候着。我戴上帽子往后靠装睡。这时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无银了。吉普车过去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先把钱收了，一百来块钱。里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证，陈洁从窗口递过去。他拿着证件在手持验证器上刷一下。检查第二代身份证变得简单多了，被通缉或是假证件一刷便知。我们前辈警察玩第一代的时候，还都是拿着通缉单子一个个对号呢。接着他走出来—他真客气—双手奉还。警察什么时候向服务业看齐了？
他继续客气地问：“这位先生的证件能出示一下吗？”
“他？他生病了。”原来陈洁一急也慌，检查身份证跟生病有什么关系？
我缓缓起身，仿佛刚醒来，哑着嗓子问：“怎么了，老婆？”
“他问你身份证，老公。”
“我身份证在咱结婚证那个袋子里呢，你找找。”
她翻出欧阳桐的身份证，交给警察。他核对照片是我，是一个人，走进去刷验证器。透过车窗我看到他刷了几次没成功。然后他打了二十秒的电话，走回来说：“可能机器出了点儿故障，您还得再等等。”
“什么故障？”
他皱眉审视我，看身份证，还是想不通，索性不隐瞒地说：“呃……上面显示您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我嚷出来。
“是啊，我已经把您的身份证号报告总局，在等他们核实。”后面的车着急了，狂按喇叭。“这样您先停在这边等一分钟，让后面的车先过，好吗？”
警察做了个靠边停的手势，一看就没干过交警，完全不是疏导手势。陈洁往右摆舵，靠边的时候，车前面只有一半是护栏，一半是空隙。我凑过去低声说：“冲出去！”
她没听我的，指着后视镜。一辆警车停在我们三个车位远的地方，两只脚架在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