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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随警察？”
“这和警察身份不一定有关系，就好像凶手选择目标和左右撇子关系不大一样——她就是右撇子。”彬把一张照片举到嘴边，仿佛能嗅出上面的血腥味，“咱俩出事那天晚上，我话说了一半：这个性掠夺者，有至少两种行为模式。”
我顺着他的思路理：“警察与妓女，低风险被害人与高风险被害人——他攻击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被害人。”
“用了两种模式。”
“攻击随机遇到的高风险被害人时，他是猎食者；攻击长期作为性幻想对象的低风险被害人时，他是潜行者 。就是说——”
“池姗姗那案子你们抓错了人，但不代表找错了方向。”
“凶手是曾经出现在小姜和池姗姗生活中的人，凶手认识她们！”
“我大概只能看出这么点儿眉目。”彬把照片塞进案卷，然后整本递给我，“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了。比对这两个低风险被害人生活中的交集，多留意细节：她们有没有在同一家影楼拍过艺术照？会不会都常去同一家快餐店？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化妆品？是否在同一个地产项目看过房？保险代理人是同一个么？……以支队拥有的资源，应该不难查到的。”
“现在就办！”我拿起手机，发现电池空了，便从口袋里翻出备用电池替换，嘴里还念叨着，“小姜这孩子太轴，扭头往队里，或者哪怕是往大街上跑，没准都能有机会活下来……妈的……”
彬若有所思地轻声道：“换你，会跑么？”
“换我？我他妈上去剥了丫的皮！”
“不，我是说，即便排除愤怒的情感因素，你会跑么？”
“呃？哦……”将一干陪练打得东倒西歪后，熊熊怒火依旧煎熬着我的大脑，想跳出来做理性思维还很难，“大概，不会吧。”
“面对凶徒，一般人都会选择逃跑。”
“我不会。”
“她也一样。”
“就因为我们是警察？所以特有神圣的使命感？”
“背对他，你是猎物；转身面对，你是对手。或战或逃，生死一念间……人对命运的选择，源自根深蒂固的性格。”
“你是觉得，因为小姜这孩子轴，所以才会选择拼死一搏？”
“不。”彬拍拍我的手背，“我只想说，她是个好警察。”
托了某个不知名的外出纳凉的大爷大妈的福——当他们绘声绘色，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向儿女或邻居讲述案发现场的景象时，大概不会想到，半个中国在一天之内遍传“女警在公安局门口惨遭杀害”，自己便是始作俑者。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光纤的传播速度令北京警察的公信力一时间直跌谷底。
也是，警察自己都成了泥菩萨，何谈庇佑众生？
令人意外的是，袁适主动承担了对案件定性出现错误的责任。据说，他在电话会议上坦承凶手应该不止一人，且是否专门寻找左撇子实施侵害亦值得商榷，先前给出的“画像”存在明显纰漏，并直接导致分局刑侦支队未能合理调配资源，跟进排查。
老白的态度则简单得近乎蛮横：撤我可以，等案子破了，贬我当平头老百姓都行！
结果，市局谁的账都没买：啥都甭扯啦，限期破案！
人手有限，保护彬的民警被撤回。彬携依晨搬去与父母同住。袁适带着四名助手加入专案组，我被临时选定为专案组副指挥刘强的助理，两个地区队的人马及从派出所抽调的二十名民警被划入组内。分局局长发话：全局上下，无条件配合刑侦支队工作。市局御批：技术队及法医队优先处理与专案有关的勘验，且视情况需要，可专线联络并调度市特警防暴队协助抓捕。
凶手一定不理解：杀警察，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是强大的。不到一周，专案组已完成排查上千人次，走访地区扩散至朝阳、西城、丰台、石景山四个区，所有案发地点也布置了专人二十四小时值守——这是袁适提出的建议。虽说国外多起案例都出现过连环杀手回到作案现场缅怀的记录，但我对此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本是无心插柳，却没想到长出了椰子树。
那天下午，我开小差跑到支队门口，听取杨延鹏打探到的新情报。
“唯一的记录是宋德传与彭康做过旅伴。”杨子从包里抽出张名单，“九四年前后，圣雷森基金会曾经派遣过赴柬埔寨的传染病研究与医疗援助团队。人道主义万岁！”
名单上列着十个名字：孟京涛（领队）、宋德传、马席岭、华美瑶、陈娟、凯特？迪克斯、许东方、彭康、高建隆、顾帆。
“啊——这上面可以划去五个死人，除了你知道的那俩，其他都是在柬埔寨搁车的：高建隆被流弹爆头，陈娟和许东方死于传染病。”
“剩下的人呢？”
“不清楚。我可以再查。”
“都是中国人？”
“有一个是华裔美国人，基本都算是吧——你要这么说是有点儿蹊跷，美国佬派个爱心大使团去老少边穷地区搞慰问，干吗攒帮华人？没准儿有名堂。别忘了，这支队伍的直线老板可是军火贩子。”
“美国和柬埔寨关系很暧昧么？”
“美国跟谁关系不暧昧啊。再说了，这帮人去慰问的又不是柬埔寨官方……”
“啊？”
“哦，可能不重要，就是他们去接触的是红色高棉。”
“什么棉？”
“补补国际时事吧老兄，省得说什么你都不知道。红色高棉也叫‘赤柬’，是一九六○年左右兴起的极左势力，而且是武装势力，据说革命得变态，九八年正式向政府军投降的。”
“有点儿印象了，是那个搞过什么S21集中营杀了两万多人的劳什子玩意儿吧？”
“托士楞只是其中一处，两万也就是个零头不到。”
“你刚提醒我说这队人的老板是军火贩子，什么意思？”
“这还看不出来？”
我把名单叠好揣进兜里：“假借医疗援助之名进行军火走私？是不是有什么免检的绿色通道？”
“医疗团队嘛，该不该叫白色通道啊……反正我也是出于好奇查了查：九四年前后，无论是圣雷森中心还是圣雷森基金会，倒是不曾出现过大笔的资金往来记录——除非钱都打到开曼群岛某个卖麻辣烫大妈的账户上了。这队人肯定不全是白求恩，没准儿是先遣的谈判人员或是去派发免费的试用品……总之，九四年的赤柬已是苟延残喘，日薄西山，要想东山再起，军火贩子应当是非常受欢迎的座上贵宾。”
“这恐怕就是联系所在了。”
“什么联系？”
“你上次告诉我说那种叫‘虎咬’的技巧，不是国外极左势力人士的挚爱么？这红色高棉不就是极左势力？”
“呃——很遗憾，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诉你：赤柬军队不流行这门儿手艺。我也注意到了，所以特别去查过。”
“继续跟进。我去找名单上的其他人聊聊，有没有更详细的……”正说着，驶来两辆警车，前面的那辆在门外停了一下，张祺从副驾的窗口探头，朝我喊了句什么。
我示意让杨延鹏等一下，走上前问道：“什么？”
听到张祺的回答后，我第一反应是：难道今天是四月一号？而后面那辆押运车里的情形，则抹煞了所有恶作剧的可能。
我慌忙拨通了彬的电话：“哪儿呢？”
“机场高速。”电话的信号不太好，“刚送走爹娘，怎么了？”
“依晨呢？”
“她看家。找我有事？”
“不对，她不在家。”我望着车中那个纤细的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她刚刚出现在许春楠遇害的现场，已经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
3
待得彬的白色SUV冲进支队院里，依晨已经不在了。
得到消息的袁适带人将她转押到市局：“这样避免大家尴尬，不好么？”
我本想阻拦，但突然发现老白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彬难掩不悦，只简单问了下情况。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和我一样迷惑，并提出想见依晨。
老白委婉地回绝了他：“嗨，你甭操心，我保证没人敢为难你妹。问完话，我让人送她回去。”
彬早看出水深水浅，临走前小声问我：“拿晨晨作为‘调查进展’么？”
“不会吧。”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脸红，“放心，我会想办法。”
“拿她做挡箭牌管不了多大用的。”
“你不觉得有人在针对你么？”
彬的眼角抖了一下：“那就赶紧抓到凶手，帮我解围吧。”
两天后，袁适和我被老白召进办公室，闭门议事。
这个组合显得有些古怪：老白大概是信任我而反感袁适的；袁适同我还在试探期，但肯定是没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