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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坏得无可再坏。一般人以为歹徒被诛灭，警方至少有点功劳，但高朗山知道这其实更糟。石本胜不死便可以进行盘问，找出石本添的行踪，如今线索全断，石本添更可能暗中策策划更严重的罪案，以报杀弟之仇。
“高sir，救护员到。”一位探员从玄关外冲进宾馆，嚷道。他让高朗山回过神来。
“阿仁，你带两位救护员去梯间，替那位受伤的旺角手足急救，这儿我负责。”高朗山说罢，再回头向另一位手下说：“你通知军装伙计，给我疏散八楼以上所有住户，另外派人调查十六楼七号室，我怕石本胜设了陷阱，留下爆炸品。”
冯远仁和另外的探员听到命令，立即执行，而高朗山则和留在现场的救护员——除了一位替TT包扎外——逐一检查死者，希望有奇迹出现。救护员看过每一具尸体，做了基本检查后，都摇头叹息，表示没有生命迹象。人质没救，警员就要保持环境状态，以进行搜证和记录。
面对着弹孔满布的墙壁、被打得破烂的家俱、猩红色一片的地板、随处可见的木屑和弹壳，高朗山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TT和沙皮被救护员抬走后，搜证的同僚陆续到场，但高朗山觉得自己在现场毫无意义。现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亡羊补牢的例行公事。内疚和后悔充斥着高朗山的内心，他不断思考到底哪儿出错——
是TT吗？
他很想把责任推到TT身上，埋怨他抗命导致这惨酷的结局，但是，他知道那只是借口，石本胜是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逃到街上，遭毒手的人或许更多。从石本胜三人撤退的一刻，行动就已告失败。
理智上，高朗山很清楚自己比TT要负更大的责任。TT报告石本胜正在杀人质时，高朗山只是按本子办事，指示等待支援，无视了现实问题所在。如果当时他早几秒容许TT进攻，那几秒间，TT能否救回一命？因为自己不信任部下，才会令情况恶化。
高朗山指示手下记录证据，聆听手下疏散居民的报告，连关振铎来到现场也没有注意。关振铎从其他警员口中知道这悲惨的情况，在搭电梯上来前，跟TT在一楼碰过面。
“高sir，飞虎队问行动是否取消。”一位探员来到高朗山身后，问道。
“取消……取消。”高朗山本来想叫对方告诉飞虎队他们来晚了，但他还是忍住。身为指挥官，情况再坏也不可以说意气话。
从枪战爆发，到现在这一刻，不过是二十多分钟的事情，高朗山却有过了数小时之感。部下汇报，十六楼的贼人巢穴没有发现任何陷阱或危险品，他便安排搜证人员前往找线索。鉴证科人员、支援警员等等陆续到达，而记者亦纷纷到场，围在嘉辉楼的数个出口前，拍摄警务人员进出的样子。
“高督察，我先走了。”关振铎待了好一会，在现场走了一圈，察看过那凄惨的环境后，跟高朗山说，这时候，高朗山才发现关振铎在场。
“好的，如果有任何关于石本添的线索‘我会送到CIB。”’高朗山勉强地挤出一个不由衷的微笑，说：“让关警司您看到这惨况，实在抱歉。”
“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总会遇上这种无奈的案子吧，唉。”关振铎点点头。
“谢谢。请慢走。”
“再见。”
关振铎离开嘉辉楼时，被眼尖的记者看到，一拥而上。他们以为有名的关振铎警司负责此案，但关振铎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便离开。
这天的电视和电台新闻，都以“头号通缉犯石本胜在枪战中被击毙”为重点，也有描违人质被杀害，警方束手无策的报导。翌日的报章新闻更为详细，亦有不少意见质疑警方是否行动失败，应否对死者负上责任。
表面上，虽然石本添仍未落网，石本胜的案件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这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只是一场风波的开端。
一场由内部调查科挑起的风波的开端。
4
枪战后的几天，媒体都铺天盖地地报导“嘉辉楼事件”。头号通缉犯之一、数年内犯下多起严重罪案的石本胜被警方击毙固然是头条新闻，但大众更关心多名市民被害的细节。对追求“腥膻色”的群众来说，这阵子报章的社会版比副刊可观，“悍匪拉普通人陪葬”已经非常耸人听闻，而大部分死者是社会的边缘人士，更是这些读者追求的调味料。
在海洋宾馆大厅死去的老年人和中年妇女，分别是五十七岁的老板赵炳和清洁女工李云。他们大都获得民众同情——虽然也有人指责赵炳经营这种宾馆等于鼓励色情业——可是余下的四位被害者，都有不少批判声音，甚至凉薄地说“死不足惜”。—号房间里被杀的男女，男的是皮条客，女的是未成年的离家少女。男死者叫邱才兴，二十二岁，在旺角区砵兰街一带的色情业界薄有名气，绰号“姑爷兴”。因为有一张俊脸，加上油嘴滑舌，姑爷兴勾搭了不少无知少女，诱骗她们卖淫，在床上遭杀害的裸女便是其中之一。十五岁的钱宝儿在三个月前离家出走，辗转遇上姑爷兴，在游说下成为对方操控的妓女。有记者找到姑爷兴的同行接受访问，称姑爷兴事发前说为一匹新马“试钟”——即是指导床上技巧——没料到这成为他的遗言。4号房的女死者处境跟钱宝儿相似。那位头部中枪的二十三岁女性叫林芳惠，是在尖沙咀新富都夜总会上班的女公关，洋名Mandy。新富都只是一间走低档路线的夜店，女公关都会为钱向客人出卖身体，如果说钱宝儿是妓女，Mandy只不过是高级一点、收费较高的妓女，两者本质上没有分别。夜总会的妈妈桑估计，Mandy是约了客人“短叙”，在上班前兼差赚外快，结果客人未到先遇上悍匪，死于非命。Mandy更行闯事称她先前说找到个好男人，不久便会从良当家庭主妇，告别迎送生涯—她大概没想过，会是如此告别。
这三位死者都被站在道德高地的群众批判，成为家长和老师向子女和学生说教的反面教材，纵然大众知道他们的身分与被杀没有关系，但中国人总喜欢以因果报应来判断事物，用“多行不义必自毙”来解释他们为何交上这种噩运，他们就像被鞭尸似的，每天接受报章杂志的道德制裁。
如果套用民众的价值观，姑爷兴、钱宝儿和Mandy都是“自食其果”的话，在走廊被石本胜矗掉脑袋的男人其实最无辜。
那个男人叫汪敏东，三十八岁，是个大陆人，来自湖南，半年前他来港投靠香港的亲戚，因为跟亲戚的老婆互生龃龉，最后忍受不了决定离开，暂时住在海洋宾馆，他人住才不过第二天，便遇上这场无情的枪战。
汪敬东在家乡是位农民，他个性勤劳，为人没机心，但“相见好、同住难”，日子一久，便跟亲戚的家人发生不少摩擦，只好搬离住处。由于他的大陆人身分，有个别媒体将他描绘成“落后”、“不文明”、“贫穷”、“没知识”的移民，同情他遭遇的人不多。多年来，大陆人的刻板印象植根香港人心中，即使某些特质其来有自，媒体仍钟情于放大、夸张，去招徕更多的目光。正如大陆人认定香港人一定贪财市侩，香港人觉得所有大陆人粗鲁无知，两者都出自相同的狭隘思想。
结果，好些人同意“汪敬东如果安分留在故乡就不会死”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也是某种“因果报应”。
关振铎这几天在报章上老是读到调子相同的文章，觉得相当乏味。五月八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他在情报科”组办公室刚跟部下开完会，准备到警署餐厅午膳时，一位朋友敲了敲他的房门。
“关sir，有空嘛？”
“啊，小刘。”关振铎抬头看到刘礼舜高级督察，露出微笑。“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
“我早几天一直在忙，今天难得有空，所以特意过来找你了。”小钊走近正在穿外套的关振铎，热情地说：“我还未跟你庆祝你新上任，你今天有约吗？我做东，到太平吃烧乳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刘礼舜比关振铎年轻八岁，八三年至八五年在港岛重案组工作，当时二人的关系就像冯远仁和高朗山，一位是分队长，一位是指挥官。刘礼舜个性率直爽朗，处事积极乐观，在各部门都获得好评，才不过三十岁出头，就被调到总部刑事情报科A组。同僚们都相信，上级是要他处理线民与卧底的管理工作，他累积几年经验，便会晋升成A组组长。
两人离开位于中环的员警总部，边聊边往太平餐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