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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严禁入内。我曾经怀着一个男孩子的好奇心，从钥匙孔向屋内窥视。可是除了预料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会堆存着的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别无其他了。
“有一天，那是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盘前面。对他来说，一封来信却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因为他的帐单都用现款支付，他不管什么样的朋友都没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在他急忙拆开信封的时候，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盘子里。我正待张嘴发笑，一看他的脸，我的笑容顿时从我的唇边消失了。只见他咧着嘴唇，双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难逃呀！"；
“我叫道：‘伯伯，怎么啦？"；
①又称十五子游戏，是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游戏。——译者注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我在那里怕得心惊肉跳。我拿起了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Ｋ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桔核，别无他物。是什么原因使他吓得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那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一手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手里却是一个象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仍将战胜他们。"；他发誓赌咒地说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空空如也。我瞧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惊，因为那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那样的三个Ｋ字。
“‘约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说道，‘作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无疑以后从你父亲那里又会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好；不过，如果你发觉不能，那末，孩子，我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真说不上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在遗嘱上指给你的地方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见，这件奇特的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反复思量，多方揣摩，还是无法明白其中奥秘。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于摆脱，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渐缓和，而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尽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从此举止异常。他酗酒狂饮更甚于往日，并且更加不愿意置身于任何社交场所。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深室之内，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但是他有时又象酒后发狂，从屋子里一冲而出，手握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象绵羊似地圈禁起来。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好象一个内心深处渗透了恐惧的人，无颜再虚张声势地装下去那样。在这种时刻，我见到他的脸，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是冷汗涔涔、湿漉漉的，似乎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奇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