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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浬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
海军协定 （一）
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思想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的第一个案件事关重大，并且牵连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中，再没有比该案更能清楚地显出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和给合作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一字不差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枉费过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所搞的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但恐怕要到下一世纪该案才能发表。因此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记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差不多和我同年，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获得过学校颁发的一切奖励，由于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贵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相处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戚并未使他在学校捞到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那情形就不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得一个美差，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沃金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到这封信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出了什么事呢？”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
你看，重要的是，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他低头看了一下，开始大笑了起来。
“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ＪＨ’了。”他说道，“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
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又象卧室，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亲热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两人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只好留在室内。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显得有些不匀称，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