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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的士兵象小孩一样提起来，不管死活，通通扔到海里。有一个中士伤势很重，还出人意外地泅游了很长时间，直到某个善人一枪打碎他的脑袋才肯罢休。战斗结束，只剩下两个狱卒、两个船副和一名医生，其余敌人已全部消灭。
“‘对剩下的这几个敌人怎样处置，我们发生了争论。许多人欣喜夺回了自由，打心眼儿里不愿意再杀人。杀死手执武器的士兵是一回事，对冷酷无情地残杀人而无动于衷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八个人，五个犯人和三个水手说，我们不愿看见杀死他们，但普伦德加斯特和他的一伙人却无动于衷。他说，我们求得安全的唯一机会就是把事情干利落，他不愿留一个活口将来站到证人席上去饶舌。这差一点儿又使我们遭到拘禁，不过他终于答应说，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乘小艇离开他们。我们对这个建议欣然答应，因为早已厌恶这种血腥的勾当，我们明白这次杀人之后，还会有更残酷的事发生。
于是，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水手服，一桶淡水，一小桶腌牛肉，一小桶饼干和一个指南针。普伦德加斯特扔给我们一张航海图，告诉我们要说我们是一艘失事船只的水手，船是在北纬十五度，西经二十五度沉没的。然后他割断缆索，听凭我们漂流而去。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要讲到这个故事最惊人的情节了。在骚乱的时候，水手们曾经落帆逆风行驶，但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又扬起风帆，乘东北风离开我们缓缓驶去。我们的小艇便随平稳起伏的波涛前进。这伙人里，只有我和伊文斯受教育最多。我俩坐下来查看海图，确定我们所在的地点，计划向何处海岸行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向北约五百英里是佛得角群岛，向东约七百英里是非洲海岸。由于风向转北，我们基本上确认向塞拉利昂行驶比较好，于是便掉转船首向此方向驶去。这时从小艇向后方看，三桅帆船已不见船身，只见船桅。我们正在向它眺望，突然看到一股浓密的黑烟直升而起，象一棵怪树悬在天际。几秒钟以后，一声雷鸣般巨响震人耳鼓，等到烟消雾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已渺无踪影。我们立即掉转船首，全力向该处驶去，那依然缭绕的海面烟尘反映了该船遇难的惨状。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里，开始我们怕来得太晚，救不出什么人了。只见一条支离破碎的小船和一些断桅残板随波起伏，这显示出帆船的沉没地点，但未见活人踪影。在我们失望地掉转船头时，忽听有人呼救，这才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直挺挺地横躺在一块残板上。我们把他拖到船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叫赫德森的年轻水手，他被烧伤，筋疲力尽，口不能言，直到第二天清早，才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
“‘原来，在我们离开以后，普伦德加斯特和他那一伙人就动手杀害那剩下来的五个被囚禁的人。他把两个狱卒枪毙后扔进海里，对三副也如法炮制。普伦德加斯特下到中舱亲手割断了可怜的医生的喉咙。这时只剩下勇敢机智的大副本人。他见普伦德加斯特手持血淋淋的屠刀向他走来，便挣开事先设法弄松了的绑索，跑上甲板，一头钻进尾舱。有十二个罪犯手持手枪向他冲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坐在火药桶边，这桶火药已经打开，船上共载着一百桶火药。大副发誓说，谁要是动他一下，他就叫全船人同归于尽。话犹未了就发生了爆炸。赫德森认为这是一个罪犯开枪误中了火药桶，而不是大副用火柴点着的。但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和那些劫船暴徒就此完结。
“‘我亲爱的孩子，简单说来，涉及到我的可怕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二天，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双桅船“霍特斯泼”号搭救了我们。该船船长轻易地相信了我们是遇难客船的幸存者。海军部将“格洛里亚斯科特”号运输船作为海上失事记录在案，而它的真实命运却一点也没泄露出去。经过一段顺利航程之后，“霍特斯泼”号让我们在悉尼上岸，伊文斯和我更名改姓前去采矿，在各国人麇集之中，我们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其余的事我也不必细说了。后来我们发迹了，周游一番，以富有的殖民地居民身份返回英国，购置了产业。二十多年来，我们安居乐业，生活美满，希望把过去的事永远埋葬。后来，这个水手来找我们，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我们从沉船残骸上救上来的那个人，当时我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知怎样追踪到此，欺我们畏惧之心，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极力对他和好了，你也该多少同情我内心充满的恐惧了。他虽然离开我到另一个受欺者那里去了，可是还在对我进行虚声恫吓。’
“下面的字写时手已颤栗不止，几乎难以辨认，‘贝多斯写来密信说，赫德森已全部检举。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读给小特雷佛听的故事。华生，这种情况可算是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了。我的好友经过这场风波，肝肠寸断，便迁往特拉伊去种茶树，我听说他在那里混得不错。至于那个水手和贝多斯，自从写了那封告警信以后，便音信全无，无影无踪了。没有人向警局提出检举，所以贝多斯是错把赫德森的威胁当做事实。有人看到赫德森潜伏在附近，警局认为他杀害贝多斯以后逃跑了。而我确信事实恰恰相反。八成是贝多斯陷入绝境，认为赫德森告发了自己，便报仇雪恨杀死赫德森，携带手头所有现款逃出国去。这就是这件案子的情况，医生，如果它们对你采集资料有所助益，我很乐意供你选用。”
赖盖特之谜
那是在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由于操劳过度，把身体累垮了，健康尚未恢复。荷兰—苏门答腊公司案和莫波吐依兹男爵的庞大计划案，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些案件与政治和经济关系极为密切，不便在我的一系列回忆录中加以报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两起案子又很独特、复杂，使我的朋友有机会证实一种新的斗争方法的重要，这方法是他在毕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中所使用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
我查阅笔记，看到在四月十四日，我曾收到一封从里昂发来的电报，通知我，福尔摩斯在杜朗旅馆卧病在床。没过二十四小时，我就赶到他的病房，发现他的症状不甚严重，方才放心。不过，甚至象他这样钢铁般的体质，在两个多月调查的劳累之下，也免不了垮了下来。在这段期间，他每天最少工作十五小时，而且他向我说，还有一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五天。甚至胜利的喜悦也不能使他在如此可怕的劳累之后恢复过来。在他的名字响遍欧洲，各处发来的贺电在他屋中堆积如山的时候，我发现福尔摩斯依然感到很痛苦，神情沮丧。消息传来，三个国家的警察都失败了，而他却赢得了成功，他在各方面都挫败了欧洲最高超的诈骗犯玩弄的鬼把戏。即使这样，也不能使他从疲惫中振作起来。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了贝克街。不过，换个环境对我的朋友显然会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乡间去呆一个星期，这种想法对我也充满着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阿富汗时，请我给他治过病。他现在在萨里郡的赖盖特附近买了一所住宅，经常邀请我到他那里去作客。最近，他说，只要我的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他也会很高兴地款待他。我转弯抹角地把这意思说了出来，当福尔摩斯听说主人是个单身汉，而且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时，他同意了我的计划。在从里昂回来后一个星期，我们便来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个洒脱的老军人，见多识广，他很快就发觉，他和福尔摩斯很谈得来，这正是我料到的。
在我们来到的那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餐，坐在上校的贮枪室里。福尔摩斯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海特和我正在看他那贮藏东方武器的小军械室。
“顺便说一下，”上校突然说道，“我想从这里拿一支手枪带上楼去，以防遇到警报。”
“警报？！”我说道。
“是的，最近我们这个地区出了事，使我们大受惊扰。老阿克顿是本地的一个富绅。上星期一有人闯进他的住宅。他虽然没有遭到很大损失，可是那些家伙却依然逍遥法外。”
“没有一点线索吗？”福尔摩斯望着上校问道。
“现在还没有线索。不过这是小事一桩，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在你办过这样巨大的国际案件之后，它一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