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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钰接连派近侍到门下省与孟昭沟通，调解，可孟昭坚决拒绝签名。这老人家甚至对皇帝的近侍说，只要他是门下省地长官，这道圣旨就通不过，除非皇帝撤他的职。
皇帝也弄得没有办法，门下省拦了圣旨，宰相拒绝签名，这事情就办不成。大燕立国时改制，就确立了三省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地位，皇帝的行为也要受到限制，不能为所欲为。现在要通过圣旨，除非就象孟昭说的那样，撤了他地职，改派一个“听话”的大臣去任宰相。
最后，皇帝不得不作出妥协，允诺武备学堂不与太学并列，隶属于兵部，作为兵部地下属机构，与户部的海事院一样。
反对的声音这才小了一些，后来王钰还亲自上阵，对几位重臣解释创立武备学堂地宗旨，对军队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样一来，孟昭才在诏书上副署，发到中书省执行。可后来一些文臣一想，不对啊，怎么就让它通过了呢？这武备学堂本来就不应该办，培养武夫怎么能和培养官员一样呢？增加武举名额，削减文进士名额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现在还办武备学堂，别到了哪一天，那些武夫都爬到士大夫们的头上去了吧？仔细一想，才发现，圣上用心良苦，先是开出一个文臣们不能接受的条件，然后慢慢“杀价”，最后居然通过了。
反正不管如何，既然圣旨下了，宰相也同意了，这件事情就得执行。兵部接到诏命以后，便挑选废弃不用的城西校场，由户部拔出专款，广盖校舍，置办器械，开始创建京师武备学堂。并开始在军队中挑选优秀人才，充作生员，又向贵族子弟，以及平民百姓中发出招募文告，征求有志从军报国的青年才俊。
一时间，天下习武之人跃跃欲试，互相传诵。这种场面，怎么能少得了文人的杂音？这件事情一传出，就有文人写文章，集会，刊印文集，抨击朝政，认为这是倒行逆施，重回武夫掌权的老路子。王钰没有理会，你说你的，我办我的。
事后证明，王钰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这所大燕最高军校，在他们的首任“校长”朱武的带领下，培养了大批优秀武官，在后来大燕帝国历次对内对外作战中，京师武备学堂的学生，都是军队的中流砥柱。
第两百九十五碗 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忠臣
年过后，回京述职领赏的大将们准备回到各自的防区前，王钰告诫他们，不要松懈，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他们回到防区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再次出征，趁着这个机会，把蒙古人彻底打垮。
这次对蒙作战，虽然消灭了蒙古王汗的主力部队，其王子也速该也伏法被诛，可蒙古匪首忽图刺仍然在逃，他不死，蒙古的精神就还在，对于这个人，王钰的想法很明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决不给敌人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几位大将辞别皇帝的时候，王钰送给他们四个字，“除恶务尽”。
大燕兴武三年，国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经济腾飞，财政收入突破一万万贯。军事强大，四海臣服，天下间敢与中原抗衡者，死的死，逃的逃。大燕帝国周边国家，不是藩属就是友邦，真可谓“汉旗指处，望风逃遁，明犯中华者，虽远必诛。”
如果光是经济军事的强大，那么大燕还称不上是一个强国。在王钰掌权开始，一直到兴武三年这段时期，得益于前朝赵宋以及王钰本人所推行的开明文化政策，允许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声音存在，大燕的文化也是空前发展。
不论诗歌，辞赋，绘画，书法，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较之前代均有长足发展，文化艺术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这里还有一个趣闻，在书法界，有一派人学的是前朝皇帝宋徵宗的瘦金体，当时就有地方官员向朝廷禀报，说这件事情很不妥当。应该禁止，这难道是在怀念前朝吗？
北京的大臣们也同意这种意见，最后报到皇帝那里，王钰却笑说。如果写瘦金体就是怀念前朝。那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我们现在用地都是这种文字，是不是在怀念秦朝的暴政？遂不予追究。
正是因为他这种开明的态度。客观上鼓励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们，敢于抒发不同地见解，不同的学说。不仅仅在俗世。就是宗教界，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佛教，道教，都有不同派系出现，宗教界领袖各抒己见，各领风骚。甚至连极个别朝中大臣，也是其信徒。
但王钰本人不崇信任何宗教。也不鼓励大臣们信仰宗教，因为他担心重蹈宋徵宗不管朝政，成日在后宫炼丹地老路。
不过这个时候，有一种学说开始兴起，这种学说由前宋大臣周敦颐提出。他的两个学生程颢，程颐继承并发扬光大。这种学说。把“理”视为最高哲学范畴，认为“理”这个东西，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地最高准则，所以世人称之为“理学”。
理学的主张，简单的概括，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人应该以“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把欲望都禁锢起来，不要乱想，不要乱说，更不要乱做。理学由周夫子提出，又程家兄弟发扬光大，到了王钰的大燕朝，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读书人里面，很多都在研究，信奉，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眼下，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读书人，上奏朝廷，要求在科举考试中加入理学地试题，全国推广。这个年轻人叫朱熹，在刚刚过去科兴殿试中，被王钰御笔点中，进士科二甲第三名。
坦白的说，王钰根本不知道这个“理学”是个什么东西，他读过一些理学的学术著作，对他们的学说，抱着部分赞同，大部分不敢芶同的态度。但为什么反对，为什么赞同，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毕竟他是皇帝，不是学者。
但要加入科举考试之中，这就值得商榷了。大燕地科举考试，沿袭宋制，只有两科。进士科和诸科。考试内容，进士科考“经义”，“论”，“策”。经义，就是历代儒家经典，只要你会读得多，背得多，基本上可以通过。
但“论”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就是要你写论文，这些儒家经典你学了，你“知其然”，但你“知其所以然”么？这一项内容，要求考生针对典籍，写出自己的见解。死记硬背地人，到了这一项，往往被刷下来。
至于“策”，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简单的说，就是政策，对策。你参加科举是为作官，那你得有施政纲领啊，你打算怎么作官呢？你对治理这个国家有什么独到的办法呢？死读书地人，是绝对通不过这一顶考试的。
这种以“经义”，“论”，“策”取士的办法，其实是王安石最先提出，王钰自己当宋朝宰相变法时，又借用过来，加以完善。为的，就是要录取真正有才能，又有学识的人作为官员，最高宗旨，就是讲究“学以致用”。正是因为进士科的难度经过王钰这么一搞，录取人数，逐年下降，由宋朝巅峰时期的五六百人，降到现在的两百人左右。最少的就是兴武三年的这一科，只录取了一百三十多人。
如果只这样推行，那就太完美了，虽然在封建时代，但绝对可以挑选大批优秀人才。可问题是，读书人那么多，你只录取一百多人，其他没考中的人就有怨言，就要乱说话。王钰有鉴于此，借用了前宋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办法，就是“赐同进士出身”。
这个办法就是说，那些屡试不中的人，考到头发胡子都白了还中不了进士，可以借由在职大臣举荐，皇帝恩准，赐给你相当于进士这样的出身和地位，也就是“相当于进士”，也可以授官。这样一来，王钰自己推行的英明科举考试制度，效果就不得不打一些折扣了。
现在朱熹提出，要加入理学的题目。虽然皇帝对理学大部分不敢芶同，但他却看出来了，这种学说就是要求人民都当“顺民”，不要当“刁民”。对维护他的统治，大有好处。坏处就是，把人的思想都禁锢了，要是等到几百年以后。中国会不会是一个到处充塞着表情麻木，思想呆板人民的国家？
“朱熹说，科举考试要加入理学地题目。朕思之再三。没有定论，今日朝议，诸位爱卿各抒己见吧。”这日早朝。王钰把这个议题抛了出来。
或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着一个影响中国上千年的行动。往后的中国，是继续学术科技先进，傲立于世界东方，还是日渐沉沦，最终成为一个东方病夫，就看他今天如何决定了。因为，他正在决定“程朱理学”的命运。
大臣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理学。很多也是理学地支持者，皇帝话音一落，朝廷首相尚同良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