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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这项技术可以操作，大体上需要经过这样的程序：在地面发射量子信息——通过大气层发送量子信号——卫星接受信号并转发到散步在世界各地的接受目标。这项技术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大气层站的空气分子会把量子一个个弹射到四面八方，很难让它们被指定的卫星吸收。
另外，这项技术还要面对“低温状态下加密且无法保证加密速度”的挑战。
期待技术成熟吧！
转载自《大科技》
外篇 标准化一代的科幻观
标准化一代的科幻观 /韩松 发表于
2005年第14期《读者》上，有《母语教育的忧思》一文，批判目前中国教育的制度，称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也照抄美国托福模式的客观题和标准化方法，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化为四项选择。这是一种是非题，是简单化和僵化的双胞胎。它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同期又有一篇《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手记》。做学生的女儿问，一道数学题明明五步可以解完，老师为什么偏偏让我们解七步呢？家长于是问老师。老师回答：我们做教师的不光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一道数字题怎么解答看着是一件小事，可任其随心所欲下去就不得了了，尤其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安分守己更为重要。
同期又刊发了《语文教学个案》一文。作者看到初三女儿的语文作业，感到吃惊。从题集中挑出两个例子，其一是贾平凹的《读书示小妹生日书》，有这样一段文字：“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满是书籍，却常读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也。”作业出的题目是：这段话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这句俗语是什么？其中的两个字形相同音不同，请写出这句俗语。其二，《人类需要梦想者》一文讲述的是居里夫人献身科学、不图私利的品德，其中有这样一段：美国记者到居里夫人实验室采访，居里夫人说出了世界上每一零星镭的所在地，记者问：“法国有多少呢？”“我的实验室只有一克。”“你只有一克吗？”“我，啊，我一点也没有。_____。”题目要求从下面四句话中挑一句填入横线处：A。这一克是属于人类科学事业的。B。这一克是属于法国的。C。这一克是属于实验室的。D。这一克是属于比埃尔。居里和我的。
上述两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该文作者专门找了单位里的五个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回答。第一题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第二题五人答A，两人答B。结果都答错了。标准答案应该是C。作者评说，第一题，把一个鲜活的句子硬教人改成一句俗语，不是故意要人“参死句”吗？就是贾平凹本人怕一时半会儿也未必能答上来。第二题，回答A和B又有什么错呢？不也合情合理吗？我们的书本没有给孩子们思考问题的能力，更莫谈组织力、创造力。把时间花在找什么句子代替贾平凹一段文字，猜居里夫人说的是什么话上，他们能有开阔的视野和工作本领吗？
我觉得，《读者》里的这三篇文章，也有些像在影射我国的科幻，不觉脸上发烧。上述三件事中的主人公──中学生，不正是如今中国科幻的主力读者吗？在这种教育方法的训练下，他们会对科幻持什么态度，不是也可以推理出来吗？从目前主流科幻倡导的方向来看，他们中的不少人大概也就是四个标准答案中选一个吧，总之，是把科幻简单化。
传统来看，科幻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的体系，它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标准的模式上。它的最大价值就是鼓励异端和疏离，展示一个神秘、模糊和不确定的新世界。记得还在1980年，中国曾出版《魔鬼三角与UFO》一书（王逢振、金涛编，海洋出版社出版），收录西方科幻小说，那时的标准是很多元化的，要比今天开放许多。作者有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和西班牙人，不像现在基本上就是美国人，而且动不动就首推杰克。威廉森。那本书里的作品样式和流派也很丰富，有经典的硬科幻，如克拉克著名的《太阳帆船》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小说《镜像》；也有故事情节很强的，但科幻仅是“俗套”的背景式画面，如柯蒂斯。加兰的《魔鬼三角与UFO》；还有一些是缺乏所谓的“科幻内核”的，反映的主题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很“难懂”，如布拉德伯里的《火气球》，探讨火星上的宗教问题，如威廉。泰恩的《地球的解放》，讽喻大国争霸世界；还有社会类型的科幻，如考恩布鲁斯的《鲨舟》，对海洋和陆地两种社会形态、对船队等级和议会制度有很精到和微妙的描写；还有的作品，不知如何归类，科幻完全被抽象化了，仅以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示，如彼埃尔。布勒的《E＝mc？》，写爱因斯坦、费米等人发现核裂变的经过，最后描写到，在广岛，铀花一片片降下，把日本人淹没，居民把孩子高高托出，脸上挂满微笑。后面的这些科幻，要按照今天的标准，都太艰涩，太深奥，太阳春白雪，因此，是无法取悦绝大部分读者的，读者就算读了，也会感到了然无趣，个别认真的在挑了科技硬伤之后，再扔来大把砖头。总之，要按照现今中国的科幻标准，西方科幻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作品，是不入流的。那么，今天的读者比上世纪纪80年代的读者退步了吗？不，或许不能这么说，这也许是一种更深刻的进步吧。新的也是更伟大的阅读趣味或许正在产生之中。不管怎么说，如果让现今这帮孩子来担任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的总编，上述那些文章大概是不能发表的，那样的书也是不能出版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作为作者，我们只能迎合。
其实这也不是新鲜事情。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预先就设定为主流和非主流，这是中国人习惯的做法。比如，《人民日报》是主流的，《南方周末》是非主流的。按照《人民日报》说的去做，就会活下来。按照《南方周末》说的去做，就会死定了。中国官员为什么会按照一个路子去思维，而没有自己的个性语言呢？因为只需要他们拿着《人民日报》上讲台做报告便行了。这是这个国家的特色。
这是否已经成为了民族的基因，还有待中科院的专家检验，但遗憾的是这些专家不看科幻，更不看社会科幻。不管怎么说，欣赏趣味的单一化，接受方式的同质化，立场态度的自我中心化，行为模式的跟风化，是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对之我们大概只能适应，而不能苛求和批评。新一代人必定会以的标准，来限制他们不喜欢的新表述，来扼杀他们不习惯的新事物。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别人。不同于《人民日报》的标准，这是另一种标准，是我们还说不清楚的某种东西。但骨子里并没有变，或只能说是变本加厉。新一代中国人口口声声更加讲究民主自由，却在行为上必定会拒绝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拒绝大多数陌生、异样的存在。但是，未来正是年轻人的。对此我们只能习惯。
差异化仅仅是一个梦想。不仅在科幻读者那里，在许多地方都一样。比如，在我服务的新闻单位，就有这样的年轻记者，他们义愤填膺地宣称，凡是的做的事情，就不要报道啦。比如，在全党搞员先进性教育，成立浦东干部学院，这些，都不要报道，因为实在没劲──虽然，这些的确是新闻，外国媒体也用很长篇幅去报道。在采访中，我们的不少记者只寻找对他们的论点有利的材料，而从不找对立面去核实情况，从不给反对方提供公平发表意见的平台。我有时想，这与这一代人，没有经过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也许有着关系。从互联网上，他们可以获得比上一代人更多的信息，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就一定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相反，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更加感到心情压抑和本领恐慌，认为他人要么都不如自己，要么便都是地狱。他们中的一些人便以愤青的方式发泄。愤青是最最标准化的人群，其特征是倾向于把一切复杂事物简单化。
总之，对于一切让他们感到焦虑和困惑的现实，对于一切超出了“四个答案仅供选一”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就是简单明了的三个字：“看不懂！”
但是，冷静一些，需要认识到的是，是谁让他们看不懂的呢？当然不是作者，而是时代。如果，所有的人都说看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有什么用呢？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造******的本领，造******的是看懂了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