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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拿到国际上参展。无怪乎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大城市，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都觉得很诧异。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种意识上的差异。中国人对科幻的不重视，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冷漠——这种“现实”是能够影响未来的“现实”。
外国的那些大片留给人们的不只是视觉上的享受、刺激，更主要的是它们提到了一种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正是由“主流文学界”主宰的中华文明所缺乏的。
一个民族要想永远生存下去就不能丢了危机意识。在非典时期，毕淑敏曾说：“这次非典病毒的袭击，让很多人恍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有危机的”。可是吴岩又说了：“其实有危机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敞开自己去面对危机，才是成长的真正途径。”我们平时经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既然是“危机”，在作品中就不免会有些悲观的色彩。但是这种悲观并非意味着作者本身对人类未来不抱希望，一些作者是想通过悲观色彩的未来描述，引发读者对当时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视。例如前面提到的克隆技术，悲观的作品更能引起人们对于“克隆人”问题的关注。此外，当今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为人类谋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隐患，例如环境恶化、核战威胁等。把笔触伸向这些令人忧虑的领域，让人们去反思，这对于科幻作家来说也是一个契机。悲观的科幻小说就是要警示我们避免同样悲观的未来。
第三节：新生代的责任
不是说关注危机意识就一定要关注科幻小说，危机意识应当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科幻小说不能不说是一枝独秀，在危机意识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大力发展科幻事业。
“科幻小说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未来重识’，使人们认识到，明日的世界将不会是今天世界的简单延期，要保证明天不会步向灾难，必须今天便作出努力。”但是，“科幻的推广很困难。通俗小说中有言情、武侠和侦探，在中国都有上千年的传统了，唯独科幻没有。科幻在中国百年了，鲁迅曾使劲，老舍也曾使劲，到了现在仍然是儿童读物，大人都不看。” 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样权威的机构，仍然把科幻作品归入到儿童文学类里，中国文化心态很难改变。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可是科幻爱好者的队伍只有几十万，多者也不过一百万，大多数人们还是固守着以前的老观念，并没有意识到科幻危机意识的重要性，所以，对中华民族进行危机意识教育的重任就压在了“新生代”作家们的肩膀上了。
“新生代”作家们应该创作高质量的作品，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加入到科幻爱好者的队伍中来。
这种高质量的作品应当兼顾科学与幻想两个方面，不能一边倒，坚决批判把科幻当作科普或者是幻想类文学的做法。
这种“高质量”还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是不会被读者所喜爱的。“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百废待兴时，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复兴，一起学习国外创作的先进经验。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再一次复兴时，主流文学已经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学思潮，作家们的写作水准越来越高，趋向成熟。科幻小说在这期间一直是一个零生产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当纯文学将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操练了一遍，出现多元化格局的时候，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审美和艺术水准上只能望其项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艺术性上还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王晋康也曾说过：“理想的科幻作品能传递科学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强烈震撼力，能展示事物的深层机理，能把握历史和自然的脉络，同时有优秀的文学性。” 所以要发展科幻事业，我们还要培养一批文学素养、科学素养都比较高的专业作家，比如韩松、王晋康等。
此外我们还要寄希望于编辑、出版方面，希望出版界和科幻作家们能坚持不懈的努力，使科幻事业在中国文化事业中能撑起一片独立的天空，在正确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科幻文学的力量虽然薄弱，但仍然要在“危机意识”问题上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总结：
科幻不是神话，但是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却创造了一个“神话”。刘慈欣曾说过，真正的科幻能使人们“有一天在下夜班的路上停下来长久的仰望星空”，这就是科幻“神话”般的力量。
“科幻文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密不可分。科技史上的每次进步，都为科幻文艺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纵观9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它与当今世界的日新月异是分不开的，它以信息科技、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等一系列现代科技为基础，同时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我相信，科幻事业在促进科技的进步的同时也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使人们在危机意识中找到生活的安稳。
我写这篇论文参考了郑军、韩松等几位老师的作品。我还到北图去查资料，谁知他们却把科幻作品放在儿童文学里，气得我拂袖而去，无功而返。幸亏我能上网，在咱们论坛里我还麻烦“匪”问了几个问题。此外我还有从95年到现在的科幻世界——这是一笔财富吧！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虽然写的并不是很好，可是在那些老师眼里还是觉得很新鲜的，所以给了我90分，我很****了！
外篇 失败的科幻与深刻的小说
失败的科幻与深刻的小说
———评《外星屠异》
■熊节
首先，我们应该原谅“外星屠异”这个不伦不类的译名，因为“xenocide”本身就是一个足够怪异的、不伦不类的生造词。而从这个标题开始，奥森&；#183；斯科特&；#183；卡德的整本书在不断地折射出他表达的无力：他有很多想法希望传达给他的读者，但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更何况，他的读者是读惯了畅销科幻小说的，他们在期待精彩的科幻故事，于是卡德不得不在全书的最后加上了堪称败笔的超光速飞行的桥段。从科幻的角度，《外星屠异》没有站得住脚的“硬”幻想；从小说的角度，《外星屠异》的故事情节毫无张力———除了一支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舰队之外，主角们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或许更糟糕的是，从文学的角度，作者卡德甚至是词不达意的。
然而再一次地，我们应该原谅卡德的词不达意，因为他试图阐述的正是让海德格尔和萨特殚精竭虑的主题———在一本科幻小说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自由意志是存在的吗？从这个角度，或许更应该将这本小说归为“社会幻想小说”。与奢侈挥洒科幻灵感的阿尔弗雷德&；#183；贝斯特和他的《群星我的归宿》相比，《外星屠异》在科幻方面的乏善可陈恰好反衬出它在人文方面的异想天开。人类、长得像猪死后会变成树继续活着的猪族、生存在安赛波电脑网络里的软件生命“简”、遵循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道星人，书中的各种智慧生物都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存在？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
悲观的答案会有很多种。有葡萄牙血统的佩雷格里诺主教相信世间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指引。道星人相信的是和上帝类似的神，猪族则认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德斯科拉达病毒的命令。类似的故事在苏珊&；#183；布莱克摩尔的《秘米机器》中不难看到：当上帝不再是一个可以信仰的神祉，也许基因或者“秘米”也不错。这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解释方法：为什么议会要攻打卢西塔尼亚？因为这是神的指示。为什么攻打又取消了？因为这是神的指示。为什么神要自相矛盾？这是为了考验我们。用科学的眼光，这个三段论就是一切宗教信仰的精髓，卡德对道星人的描写正好入木三分地勾勒出了这个三段论的应用。
而安德，如同以往一样，他是一切迷信的终结者（“Ender”也恰好是他的名字）。他熟练地抄起奥卡姆剃刀，把这些不必要的概念剃了个干干净净：既然世间万事、为善为恶都可以是上帝的某种不可揣测的意旨，那不如让我们干脆像尼采那样大喊“上帝死了”，并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为自己的一切负责。如果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