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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争夺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皇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4）
四
张宗昌主鲁，实为“祸鲁”。他主鲁的三年，成为山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黑暗、最腐朽的阶段。张宗昌从1925年5月到济南接位。到1928年4月兵败逃往日本，三年内，在山东不断扩大军队，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山东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绝后的暴行记录。
他任军务督办期间，政治腐败、劣迹斑斑。他在军政各部门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军阀机构。他令其两个姨太太分掌督办、省长公署印信。对于前来投奔的老乡，不论品行如何一律委用，形成庞大的“掖县帮”。“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张宗昌一伙官僚、军阀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在山东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辟逆流，他们还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镇压了青岛大康等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屠杀了李慰农、鲁伯峻、胡信之等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了山东农民红枪会组织的反抗斗争；他甚至滥杀无辜，杀人如麻，手段残忍，令闻者色变。民间流传“切开亮亮”、“听听电话”的谚语，因为这是张宗昌的酷刑之一。所谓“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这些酷刑不断的落在人民的头上。
张宗昌在经济上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人民的血汗来维持他巨大的军费开支。他先从金融方面入手，设立山东银行，垄断金融业务，巧立名目，滥发纸币，山东顿成纸币世界。同时加捐征税，其间山东捐税计有五六十种之多，如：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一次善后特捐、地丁军事特捐、漕粮军事附捐、李董堵口附捐、赈济附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纸币执照捐、烟种捐、烟苗捐、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养狗捐、人口捐、青菜捐、娼捐、狗捐……时人撰联讥之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他督鲁一年，税收已经征到13年以后的1939年了，引致民怨沸腾。他还向银行、商会及其他机关借款，实则借而不还。张宗昌督鲁的三年即敛财3亿多元。他搜刮的钱财，一部分用于战争，其余则用于挥霍，其生活极其奢华铺张，荒淫无耻。时人谓其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这就是“三不知”将军的来历。
张宗昌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不明吏治之道而又穷兵黩武，争城夺地。张宗昌督鲁后，已被北京政府提为上将军，但他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外，并不多顾政事，他更多的还是参加军阀混战。他到任不久就爆发了浙奉战争、鲁豫战争，他在军阀间分离联合，战事频起。1925年9月，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反奉。10月，张宗昌立即进兵抵抗。他依靠白俄部队的装甲车，曾俘获了孙传芳的一个前锋团。但在安徽固镇一战，张部大败，老五师师长施从滨被俘杀害，白俄队也几乎消灭，张宗昌只好退回济南。同年，他将自己的部队河直督李景林部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与吴佩孚言归于好，联合进剿冯玉祥的国民军，迫使冯部从北京南口退出。
连年征战，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当时百姓中流传的民谣，即道出了人民的切齿之恨：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三年之内，人民反抗张宗昌的斗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农民造反，工人罢工，学生上街，士兵倒戈，张在山东的统治岌岌可危。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说“名帅不斩俘将”，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5）
1928年春，国民党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在山东的日子已很不好过，山东地方势力多派联合，逼张宗昌脱离张作霖，自成山东省保安总司令部。不久，又听说南京政府委任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受到内外逼迫，只得于4月底率直鲁联军离开山东撤入直隶之德州、天津至冀东滦州。
6月初，张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决定退出关外。但6月4日，他乘火车离开北京后，于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作霖死后，张宗昌悲痛万分，手下尚有五万人马不知何去何从。他向张学良恳求出关，张学良深怕他出关后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许出关，反而派于学忠等部将其控制。北伐军占领京、津后，9月，白崇禧率部到达冀东，包围了张宗昌部。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化装从一条小巷走出，找到一条小鱼船，从滦州口逃往大连，再乘船东渡日本，残部五万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编。
张宗昌虽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败，寻机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纠合鲁东余部在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