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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
“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
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一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5）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稳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四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了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自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
“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
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他说：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6）
其一：“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则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吾人所不解者也。”
其二：“政治黑暗如此，如沧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其三：“今日之所谓匪者，与其谓为由于共党政治主张之煽惑，毋宁谓为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历史上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以至袁世凯时代白朗之乱，即其例证。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
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