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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不是着急嘛。”武朝宗带着歉意说。
所长听到客人的来意后，立刻查起过去的户口登记簿。这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大家都没吃饭，饿得很。所长有文化，但不机灵，他自己吃得直打着饱嗝，却忘了这些客人是从乡下来的。
“找到了。”他拿出了许多陈旧的案卷。
警察们忍着饥渴，查找起来。
这个公社人不多，再说是五十年代初期，人口很少。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个比武时死的人，他确实叫金风。上面注明那时他已经是六十七岁了。
“好家伙！武功真不错。这把子年龄了，还能和壮汉比武。”胡亮不由得赞了一句。
户口和档案上只写着他生于天津。“可为什么说北京话呢？”这是古洛的第一个疑问。档案上说他没有家室，是1947年只身来这里的。“1947年还没有开始平津战役，他为什么来这里？”上面说他是文盲，“但关喜德说他有很深的文化教养。”
“你们这里有退休的老警察，或者五十年代初的干部没有？我想知道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古洛提出了要求。
所长想了半天，最后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没有死的，也调走了。怕是找不到这样的人了。”
一个死去的人，一个从大城市不知为何跑到这里的人，一个在这发黄的纸面上没有生命的人，却被神秘的云雾笼罩着，这就更引起人们对他的好奇心。
山区是所谓的“十里不同天”。当古洛和胡亮在县公安局的招待所中一觉醒来时，阳光和鸟儿正在召唤着他们。昨天的疲劳经过一夜很像样的睡眠，解过来了不少，尤其是胡亮，不愧年轻，就像昨天不过上了一天正常的班一样。
他们洗漱完毕，就到街上吃了油条和豆浆。在往公安局走的路上，看见了老张。小县城就有这个好处，总是能碰到熟人。
“正好。咱们直接去法院吧。”古洛提议道。他做事似乎是不紧不慢，但胡亮后来知道，这是个真正的急性子。
“好。往这边走。”老张推着自行车，在前面带着路。
“喂！”一个人好像是在喊他们，回头一看，是江临。昨天由于他回家就没参加那让古洛掉层皮的调查工作。
“什么时候回来的？”老张问道。江临跳下自行车，和老张并排走着。
“昨晚上坐长途车回来的。本来想找你们，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们走了。”那时农村打个电话就像现在大城市吸口新鲜空气一样难，但江临还是打了。
“我得到一点儿新情况。就是那个死的老人，我们寨也都知道。他在我们寨也收过徒弟。有个人是我的亲戚，不过死了。可听他的家里人说，这个老人是北京来的，而且来路不小，是县政府的一个主任介绍来的。”
“噢。”古洛不禁心中一喜，“那个主任还在吗？”
“不，已经死了。不过，那个主任也是北京人，姓郎，叫郎自清。他的家人现在还在县里。”
“好，今天就一起办了。”古洛斗志昂扬地说。
县法院的档案很全，好像“文化大革命”没来过这里一样。古洛看到那个比武时误伤人命者被判了二十年徒刑，虽然那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没有规定。古洛看到这个人叫温玉龙，本省山阳县人氏。“嗯，他和那个乌伏虎没有血缘关系？”古洛满腹狐疑。
在郎自清家，警察们见到了他的夫人。这个郎自清在解放战争时，率领县里的大小官吏和警察、警备队起义，后来在这个县里当副县长。“文革”初期，病逝。他的夫人虽然已经七十余岁了，但还在县参事室工作。不过，她只能拄着拐杖在家里回忆一些对任何人和事都没影响的往事，只比现在电视、报纸上的那些成功人士回忆的往昔岁月要好一点点。
“这个金风，我记得。他来过我家，是北京的一位老友介绍的。不过，那位老朋友也不认识他，人托人。”老人的记忆力很好。
“那位老朋友没说是谁托的他？”古洛问道。
“没有。”老人看了看胡亮，接着说，“绝对没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劝自清，不要和这些来路不明的人交往。不过，也好，这个人后来再没有来找过我们。”她慈眉善目，一头白发，发出银色的光亮，手里拿着一串念珠，不停地用手指摩弄着，人们说这是在数念珠。
“你们不知道他死了？”古洛和胡亮一样，很不甘心。
“是吗？我不知道。自清也不知道，我敢肯定。”老人看着胡亮，花镜的眼镜片反射着光，胡亮看不清她的眼睛。
“那位北京的老友没说过此人是什么来头？”
“没有。只是在信上说，有人托他，他就托我们照顾一下，其实我们也没照顾，只是把他介绍到他要去的地方。”
“噢，是他要去江扶寨的？”
“什么寨，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满足了他的要求。”
“能把你们北京老友的情况告诉我们吗？名字、住址。”
“早走了。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在那里走了。据说，是在六十年代。唉，是个不错的人。”老人沉默了。老人的住宅是座清朝时的青砖大瓦房，院子里种着花草，几棵大树，蝉在上面唱着，里面是宽敞的大客厅，透着清凉的空气，保姆送上来的茶是真正的龙井，清香四溢，让空气变得醉人。明朝时代风格简约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图，是石涛的真迹。还有一幅郎自清用草书写的条幅：“宫门何如空门静，民心好比佛心明。”古老的时代在这里站住了脚，生活戛然静止在超尘脱俗的精神中。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样，这里充满了岁月的忧郁、惆怅和虚无。
“他老人家也信佛？”古洛指了指条幅说。
“信过。只能说是信过，但后来又入世了。我是随他怎么都行，其实，佛是最伟大的。”老人抬头看看古洛，镜片后面的眼光闪着认真严肃的光。
乌正人老了，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不是害怕那个不孝的儿子，也不是畏惧那个情敌，只有老婆才怕那个人呢。他怕的是做梦，因为每次在梦中他都能看到老婆，那个年轻时白净、美丽的女人，为了她，他离了婚，并通过父亲的世交，一个画画写字的民主人士，找到市长，把女人办进了中原市。
之后，两个人生活得很好，孩子虽然粗野，但他还是让他上学，还准备着让他考大学。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一切，他由于家庭关系和宣传封资修，被文联斗争，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个搞文艺的，一个戏剧编剧。后来，他又被关进了牛棚。在这种困难时刻，是最能考验人的，这些人是朋友、熟人、同事还有家人等等，就是一个人在社会这个网络里所有的结头。老婆是个好样的，始终忠实于他，儿子学坏了，经常打架，由于他身体出奇的强壮，又跟一些武术馆的师父们学了些武功，就成了街头一霸，后来愈演愈烈，直到被送进监狱。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受过什么罪，当然是在“文革”前，再加上天生的懦弱，根本就管不了儿子，只能听之任之。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人敢欺负他和家里人了，但也没有人和他们来往了。
“文革”结束后，他就像搁在沙滩上的鱼又被扔进了水里一样，摇头摆尾地活了起来。而且，因为落实政策，他家的房产被归还回来。本来他就是个有钱人，光是珠宝首饰就够被斗死几回，又能复活几次的了，当然不能是在同一个时代，前者是“文革”，后者是数十年后。但这时，老婆得了癌症，那个不孝的儿子根本没来看看自己的母亲，虽然他知道是为了什么，甚至他也理解，但毕竟是他的母亲呀！
老婆死后，别人给他介绍了好些个稀奇古怪的女人，他都年过花甲了，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管理不善、设备落后的工厂一样，生产了那么多个性张扬的废品。可惜，这时的他已经拿不起笔了，当然能拿动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也没写出什么东西来。
他像个立了贞节牌坊的寡妇一样，守身如玉，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孤独和寂寞让他变得疑神疑鬼，老是做梦，梦见老婆，他真是害怕，因为据说如果在梦中老婆拉了他的手，或者说跟她走，而且他真的跟着去了，那就必死无疑。但他肯定只要老婆有这样的举动或言语，他就会像清醒时一样，跟着走的，这样生命就没有了，可他又不想死